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FDI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产业。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以来,技术进步的源泉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而FDI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正向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以及学习效应是东道国实现FDI正向溢出的主要渠道。伴随着服务业FDI规模的扩大以及FDI的结构性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以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正是建立在FDI结构转变这一重要现实背景下,考虑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异质性,结合服务贸易、产业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以及其溢出机制进行了试探性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包括：第一,通过对服务贸易模型的拓展,进一步揭示了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机制。模型结果显示,当服务为最终产品的投入时,服务业FDI可通过增加东道国产品种类、扩大东道国的生产规模,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改善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从而形成正向溢出效应。根据该模型的结论,并结合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将服务业FDI的溢出机制分解为三个,即R&D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集聚效应。随后,论文分别基于不同的模型对三个溢出机制进行具体理论分析。首先,通过对生产分割理论模型的拓展,分析了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其次,通过对鲍莫尔非平衡增长模型的拓展,考察了服务业FDI产业间溢出效应,得出服务业FDI可通过影响制造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从而影响整体生产率提升；最后,通过对H-O模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结合,分析得出服务业FDI产生的集聚效应,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是影响本地服务业集聚、实现集聚正向外部性的关键因素。第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结论表明：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显著,并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分行业层面实证结果显示,金融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也显著,而非金融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最后,利用Hansen(1999)的门限回归模型,论文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门槛特征”分析,并得出东道国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对其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这些结论为东道国以及中国如何获取服务业FDI的正向溢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分别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论文对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服务业FDI所带来的国外R&D溢出效应显著；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溢出机制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发达国家通过这一途径的R&D溢出效应显著高于整体样本,而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途径的溢出效应不并显著。另外,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制度因素能够促进服务业FDI的R&D溢出,但金融发展水平却阻碍这一途径的溢出。其次,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服务业FDI的产业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间溢出上,即体现在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上,这就解释了当外资流向生产率处于劣势的服务部门时,不但没有抑制东道国整体的技术进步,反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随后通过对服务业FDI的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论文发现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服务业FDI的产业间溢出的影响,均存在“双门槛”效应。最后,论文通过行业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而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各自产业的促进作用高于整体水平。但消费性服务业FDI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FDI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等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城市面板数据检验结果也表明,服务业FDI能够强化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生产率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