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及译介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视阈中的中国民国形象，对比研究薄复礼原著及中文译著的区别，探求薄复礼在形象建构方面所采取的书写策略。首先简述了薄复礼的生平与作品辑要，以此为契机，分析出薄复礼中国形象的动态嬗变性。他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入华前的幻想、旅华中的体验、离华后的追忆。最初是从“他者”叙事中，“功用性”地提炼形象，既表现了对东方的崇拜，也夹杂着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再到体验中国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重塑中国形象，极端狂热或憎恶的态度逐步转化为亲善；最终在离华后，向西方群体宣传与追忆中国，内心将中国形象升华。薄复礼描写的中国形象中最独特的部分是对中国红军及长征的记述，包括感激红军的优待，回忆长征的艰险，以及赞扬红军士兵的睿智坚强等。对中国多个群体的认知，使薄复礼的中国形象更多元化。薄复礼的形象机理建构颇具深意，在文本语词运用方面暗含了对中国，即“他者”的情感转变，本文选取了三个视角进行分析，即：对红军称谓的转变；“苦力”一词的运用；“中国式”词语的组合应用。而且他在行文叙事的方式上也巧用策略，通过材料取舍淡化矛盾，突出主题。形象成因中最潜在的缘由是，在书写“他者”时又表现出了对“他者”的否定，匠心独运地对中国社会落后的描写，突出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但薄复礼的中国形象不是非黑即白的单一化形象，而是复杂多变的立体化形象，是为了表现自身意图而呈现的有自我功用性的异国形象。本文最后对比海曼等人的中国书写，突显薄式中国形象的价值。并强调文化自省与形象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