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均受到腐败现象的困扰,腐败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最大的敌人。当今全球化速度大大加快,与此同时,腐败也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引起了世界关注。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中,正处于并且还将长期处于腐败高发易发期。腐败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威胁着社会的长治久安。腐败是最大的社会污染,也被视为最大的社会挑战。我们一直认为,腐败最有可能葬送迄今为止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中断中国经济起飞,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治理腐败,而如何治理腐败,必定先要找到腐败产生的根源。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我们都发现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的阶段,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伴随着经济转轨,国情有很多特殊之处,深刻地认识到这些特殊之处,找出适宜的、可行的办法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我国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是:一方面,党和政府垄断全社会所有的权力,各级主要领导人个人权力过大,重要决策过于集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千方百计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有时甚至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阻力。另一方面,这些公共权力又缺乏有效、公开、透明的监督,使得腐败像细菌一样在“黑暗”下滋生。与此同时,公共权力其本身又有一些所固有的属性和特征,如自由裁量性、稀缺性、异化性、分离性,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基于新加坡和美国在治理和预防腐败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反腐败的具体实践和遇到的难题,试图通过对我国预防和治理腐败相关问题的探索,提出今后解决腐败问题的可行性对策思路。本文认为,预防和治理腐败重点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是治标,“防腐败”才是治本。现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和各类管理制度的种种漏洞是腐败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制度入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监督体系,强化分权制衡功能,推进法治进程,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风险点监测预警机制。同时,在明确建立防止腐败的治本措施基础上,发挥廉政教育和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