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谶纬神学、原始道教与汉家德运终始的角度,系统、深入地讨论了在汉末党祸、黄巾运动以至汉魏禅代的历史过程中,士人群体、隐逸群体以及原始道教团体在祈望“太平”的相通价值取向下,各自发起却又存在一定连续性的汉末社会运动。相较于先秦时期相对理性的求公精神,谶纬以神秘的信仰形态,通过高扬汉之建国神话、铸立“汉家”神统以及转接灾祥徵兆之论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建基于“家”却以“无家”为基础的“汉家神学”(汉代的“天下一家”)构建,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先秦以来的“天下为公”构设,但也由此开启了天命神权的竞夺。两汉之际“篡汉”与“复汉”相继上演,经过一轮“绝而复属”的小循环,神权再次归拢于“汉家”。在此过程中,“窃汉”与“复汉”者无一不援引谶纬以证其为天命所系,说明谶纬即是掌握人心、赢取天命的关键所在。这也表明,先秦以来人们对“公权”的理性诉求精神虽为“汉家神学”所蔽,然也藉此而达至一个顶峰。两汉之际的天命—德运之争,是谶纬神学注入“汉家”内涵后的首次社会回响,汉末从“清议”、党祸以至原始道教的宗教—政治运动,再次受到谶纬神学的深刻影响,故可视为“汉家神学”的接续作用。以郑玄、何休为典型案例的汉末经学通纬风尚的微观研究,使我们得以近距离蠡测汉末士人群体思想深处的强烈“太平”期待,而“清议”之士的批判亦正是基于其对“太平”秩序的期望而展开的,此即汉末“党议”及士人抵抗运动所得崛兴的深层思想因素。首先,颇具规模的汉末游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的区域与阶层区隔,并进一步借助经学授受的方式,结成了汉末士林的统一价值。在此基础上,由于士人群体与戚、宦实权阶层之间发生了“清”、“浊”价值的严重对撞,才最终导致了士人群体统一而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之崛兴。此间,地方至中央的谣语不仅充当了连接、组织“清流”之士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成为士人群体表达价值、声援党人斗争的重要媒介。进一步说,士人群体所抵抗的正是国家公权被戚宦侵吞的“私物化”(“浊化”)走向：其振臂“澄清天下”的最终目的,即希望浊乱的天下向其理想的“汉家”秩序重新回归。由此,汉末两次党祸的总体性质应定义为,中央及地方的士人群体(包括部分豪侠)为抗拒“汉家”秩序走向异质或崩解的边缘,而连接发起的舆论批判与政治对抗运动。谶纬之大兴及其与阴阳灾异学说的持续影响,不仅使东汉政治进一步上系于天命,民众亦被广泛纳入此一神学体系中。由此,“太平”成为社会全体的最高期待,天命则可根据特定的方式“推演”预知。以颇具象征意义的黄巾拜郑玄事为中心,从谶纬、易学以及对于“太平”的解释三个方面,能够推见黄巾与郑玄可能之思想交融。进一步将黄巾拜郑玄事纳入汉末的整体知识背景予以理解则可发现,汉末隐逸群体拥有关涉天命去留、所属之知识的现实,一方面成为民众尊崇贤人隐者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于隐逸之神秘化理解倾向的形成,以至兴起更为普遍的汉末崇隐之风。汉末隐逸群体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使他们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的地方伦理—价值秩序及广阔范围的社会运动,都所产生了虽然潜存不显但却至为深远的影响。从黄巾的武器操备、移动路线以及兴起过程中地方与中央官员的反应情况等诸多方面,可以透见黄巾运动的初始动机并非直指颠覆汉家：其教义、组织与口号有效承载了他们的宗教诉求,据此可判断黄巾运动乃为时人“太平”理想的一次集中表达,是汉末时人在经历长期的灾异现实与精神恐慌后,类似宗教祈愿性质的集体诉求之表达。此与西部五斗米道的宗教乌托邦追求亦颇有相通处。黄巾的行为最终脱离其初设动机,根本原因在于,在汉末“终末”意识以及谶纬、五德终始学说的合力影响下,黄巾的救世神学发生了由“辅汉”而“代汉”的变化,由此转向了另寻应天受命之“真人”,继而佐其代汉、解除灾异、获致“太平”的道路。今本《太平经》中,我们很难找到反对“汉家”的片语论述,但“辅汉”的态度却很决绝,且其呈现出的救世神学亦与黄巾的宗教理想深相契合,表明两者具有思想上的内在统一性。据此可判断,今本《太平经》(至少主体部分)之成书,最晚在黄巾运动兴起之初便已告完结。总之,考绎诸类典籍可知,对“太平”的祈望、追寻,实乃贯穿于汉末社会上下的普遍情结。尽管不同的群体对“太平”的具体理解或有出入,但在最终指向上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共通的神学寄托。终极美好秩序的神学属性即是“太平”的本质所在。汉末由党祸至黄巾的社会运动,正是在人们对“太平”的强烈期待下所先后发起的追寻“理想国家”的集体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