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是一种传统性的工业风险，它几乎集中表达和反映着工业化初中期的“社会病症”。中国矿难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中期矿难的相似规律但又不完全同于后者。目前研究中国矿难的文献不少，从社会科学角度探讨中国矿难原因的文献也很多。本文从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三维性即“实体性--靓范性--关系性”视角出发，构建中国矿难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即链接社会结构三维性而预设“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宏观视角和相关联的“权力--资本--劳动”的阶层关系视角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急剧转型，从国家全面管控、权力全面主导的“一维”结构转型为形式上的“多维”分化，在煤矿生产领域则转型为“国家政府--煤矿企业--公民社会”三维之间、“权力(官员)--资本(矿主)--劳动(矿工)”三维之间的形式分立，因而在市场化转型前后，中国矿难的表现也大不相同。　　 就煤矿生产领域而言，宏观结构从计划时期的“弱市场--强国家--弱社会”转向了市场化条件下的“强市场--弱制度--弱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改革后很长时期，国家政府一直全面控制煤炭生产和供应，煤炭市场和煤矿企业高度浓缩于国家管控中，因而矿难的发生也主要取决于国家政策正确与否；尤其伴随后来国家“准经济放任主义”条件下推行“有水快流”的思想，小煤窑遍地开花，而相应地煤矿所有制改革缓慢，产权关系界定不清，长期以来安全监管缺位，因而矿难绝对量大增。到了市场化改革后，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而随着煤价提升煤炭市场逐步坚挺起来，煤炭资本逐步形成，煤炭资源的利益分割变本加厉，反而造成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基本安全保障制度如安全基金、劳动保护、死难抚恤、应急救援等没有及时转变进行适应性升级更新，滞后于市场发展；煤矿生产与安全监管间的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理顺，虽然后来安全监管独立，但体制性矛盾积重难返，公共制度往往被公权私化所侵蚀或颠覆而发挥不了监管的实际功效，因而国家制度显得落后且赢弱，处于一种“不适”和“虚强”的状态，矿难因此高发频仍，这反映着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失衡。而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力量从公共领域退出后，城乡分割更加突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双二元”就业结构强化，低端劳动力进入煤矿更为可能，即矿工的市场化就业和收入结构缺乏政策的有效调节；并且在维权(组织)结构中，公民社会本身没有成长起来，中间阶层缺失或无力、社会民间组织、中介机构严重不足，工会组织职能缺位，政府倡导的安全维权措施和机制低效等，因而矿难中的主体生命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矿难高发频仍，这体现着国家--社会、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结构失衡。　　 从社会结构核心的阶层结构层面看，从计划时期的“弱资本--强权力--强劳动”转向了市场化条件下的“强资本--强权力--弱劳动”。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本的地位而受制于权力而不够突出，劳动者受到权力的庇护而强大，但由于没有充足的安全投入，因而劳动者仍然处于不安全环境中。而市场化条件下，资本趋利性驱使着煤炭资源被分割而无视安全条件，权力的内在“寻租”冲动更容易造成官员背离公共制度而与资本紧密结合，这里“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开始并存，而此时劳动者矿工却转型到社会底层，因而在整个煤炭系统和煤矿内部，形成一个失衡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工”字型阶层结构，阶层关系呈现“上(层)强下(层)弱”的态势，底层矿工的生命安全除了自身无力维持外，同时也很难得到中间阶层和全社会的真切关注和有效维护，因而市场化条件下矿难呈现为高发频仍状态。　　 另外，文章认为，煤矿安全生产系统的内部结构变迁滞后于外部结构变迁，外部经济发展(是矿难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决定因素)、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均在加速变迁，但内部的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等的变迁滞后于外部的市场发展，同样诱致矿难高发频仍。　　 文章结论认为，中国矿难即是多重安全结构失衡造成的悲剧即指安全生产的社会结构失衡。文章最后提出了调整安全结构的对策建议，指出要发挥国家“有形之手”的力量，主动建构初级阶段的“安全建设”。“安全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安全结构调整，需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需要强化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职能，推进“安全法治”，需要积极调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阶层关系，需要加强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及其安全文化建设，发挥公民的安全监督和安全维权参与作用，遏制权力和资本结盟及其对底层安全权利的剥夺，力促“安全民主”，以结构均衡促进“安全发展”，保障人权，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国家加强安全体系和安全秩序建设、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奠定基础；同时在学术上深化灾难社会学、安全社会学的研究。　　 本文创新点有：(1)从与社会结构三维性相链接的“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关的“权力--资本--劳动”关系视角研究矿难，视角新颖，为分析类似于矿难的工业化初中期安全问题提供一种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矿难高发频仍的根本原因在于“安全结构失衡”。(2)提出中国矿难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中期情况有所差别，中国矿难所呈现的是“多重M型”或波浪型曲线规律而不是“倒U型”曲线规律；同时指出中国市场化改革前后矿难发生情况有所不同，即矿难绝对量增升而相对量下降。(3)概括出改革开放以来及今后中国利益格局变迁的几个阶段即“利益分化时期--利益分割时期--利益调整时期--利益均衡时期”；同时提出“安全结构”、“安全建设”、“安全民主”等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