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标准采取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描述,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难以有效容纳裁判者的主观判断。同时,立法者将司法实践中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亦归结于原证明标准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为了实现证明标准主观尺度与客观尺度的有机统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对原证明标准的补充。然而,改革的方向显然并未能实现立法者的期望。在缺乏对源于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深刻认识,且一味强调本土化要求的大背景下,排除合理怀疑的功能已经被异化,加之我国刑事司法缺乏有效的程序制度保障,其不得不被司法实践中“印证证明模式”所裹挟,导致“新客观主义”的回归。这与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中占据主导优势的追求真相的价值取向有关。西方法律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具有悠久的传统,其始终遵循一种主观化的解释路径。从其起源来看,亦并非为了发现真相,而是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而在现代法治语境中,法官根据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作出裁决的过程,也并非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求真活动,更富含了丰富的政治伦理价值。本文欲通过梳理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在西方的起源,展现其当代价值,并借助当代证据法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为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所蕴涵的主观化定罪尺度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从内部道德维度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将其作为事实认定者证成自身对“被告人有罪”这一绝对信念的谨慎态度,并尝试将其应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证明标准的理解和司法责任制中的法官责任豁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