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崇拜和反感构成了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态度和情感走向。一方面,日本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榜样和桥梁;另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抗。随着侵略的加剧,反感的情绪逐渐占了上风。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日本的书写与想象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存在。　　 郁达夫与日本的复杂关系,使得他笔下的日本,作为一个地域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呈现出复杂、多重和分裂的特点。日本形象是以“文化崇拜”和“文化反感”交织而成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为先在经验来进行创作的。它处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的张力之间,具体呈现为乌托邦色彩浓厚的“海外仙境”、吞噬爱情的“温柔陷阱”和让人饱受屈辱的“人间地狱”；同时,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对立关系中生成的日本形象,从郁达夫的文化心理上来看,既是“异乡”又是“故乡”。这是一个郁达夫式的二重对立的日本想象。矛盾的两极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日本形象的深层意义,并不单纯在于这一形象本身,而是在于郁达夫从社会集体想象物以及自己的固有经验和文化结构出发,在“中国的旧经验”和“日本的新体验”的对比中形成的对于日本的印象。因而,形象学角度切入,研究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形象,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小说中的日本形象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衰弱落后的自我形象,有利于我们加强对于自身的认识;其次,有利于正确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有利于营造“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使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不再完全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这对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良性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