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女作家丁玲遭遇了长期的争论。无论是其独创性的人物形象还是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甚至包括对其人品的定性都是研究者不断争论的话题,探寻这其中的言说历程与深层原因,是丁玲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本文把丁玲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丁玲研究起点于20世纪3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盛誉,从抗战时期直至建国前,在批判和赞赏中起伏。从“反右”到“文革”,国内的丁玲研究一片空白,然而国外的丁玲研究却从未中断过。新时期以来,丁玲研究在拨乱反正中重新确立了方向,并随着研究者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局面。尽管丁玲已经去世多年,但对她的论争似乎仍没有停止下来的趋势。 在丁玲研究史上,无论是其带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还是对新文学有开创意义的作品都成为持久不衰争论的话题。从关于莎菲形象的论争、转向与“桑干河上”之争和解放区小说“再解读”这些在丁玲研究中引起较大论争的敏感问题中,几乎都能找到一个作用于文学发展的重要命题。关于莎菲形象的论争牵涉到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的问题,每一次新的批评方法的运用,都带来莎菲形象的新发现。丁玲由个性解放转向阶级解放,在新时期以来遭到研究者的质疑,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学史地位的论争,这实际上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命题,即文学史观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评价体系的变化。1990年代之后,在“再解读”潮流中丁玲解放区时期的小说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作品被视为交织着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场域,从而为重新读解丁玲提供了颇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总之,在丁玲作品的论争中,确实浓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许多复杂的思想和艺术因素。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论争绵延将近80年之久?也许这就是丁玲研究文学史意义的症结所在。从客观上来说,每一次丁玲研究中大的争鸣局面的形成都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相关,在社会变革的关节点上,时代共名与文学思潮决定了身处其中的研究者所采取的评价体系。 从主观上来说,丁玲研究中的论争体现了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碰撞,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女性话语都是不同立场研究者发出的不同“声音”,研究者往往采用不同的文学史叙述策略,从而突出自己的话语立场。 因此,一部言说丁玲的历史,只是方法和叙述的历史,而没有绝对正确的历史。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每一种方法和叙述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它又失去、遗漏了什么,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者丰富自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