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与《春秋释例》是《左传》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杜氏《春秋》左氏学体系。当代学者多关注《集解》,并对其史学、文献及文学价值多有探讨,对杜预《春秋》左氏学在经典诠释学中的意义,以及《释例》文本的研究,尚有一定空间。事实上,《集解》与《释例》互为经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集解》随文而注,其中的经学内涵难免被忽视,《释例》则通过“以例说经”的方式,阐发《春秋》“微言”,集中体现杜预的经学思想,是其《春秋》左氏学体系的纲领性著作。在梳理以“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三体五情”“以例说经”为代表的杜预《春秋》左氏学体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杜预在《释例》中,对孔子的“复礼”与“正名”之义多有发挥。杜预抓住“《左氏》善于礼”的特点,借助《周礼》及其他文献,在《释例》中对《左传》所记载的礼制进行考订与总结,申明《左传》对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的诠释。此外,《释例》还以《左传》为依据,通过“以例说经”的方式,推敲《春秋》经文中不同的记事笔法、书法用辞、及人物称谓,分别蕴含何种“褒贬大义”。在这一过程中,杜预为《左传》确立了传经的重要地位。杜预的《春秋释例》,实际上是对汉儒旧说的一次整理与革新。杜预虽继承前儒“以例说经”的传统,但在注解中体现出的观念与汉儒明显不同:首先,杜预认为,除“卿卒”“日食”外,不应以“日月时例”为褒贬,与汉儒通以“日月时例”说经不同;其次,用相对理性的视角看待“灾异”,认为人事之灾重于异象,脱离董仲舒以来以“灾异”说《春秋》的桎梏;再次,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诠释《春秋》中的“夷夏之辨”,相较于《公羊传》、《穀梁传》中因一人而变“夷”“夏”的说法,更为平实可信;最后,以“讳国恶”“避世祸”,及礼制之“损益”为例,重新解释儒家“执经中权”的观念,体现了魏晋的时代精神。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杜预的《左氏》学说,其实是东汉至魏晋学风变化的产物。东汉末年,今古文之间的壁垒被打破,郑玄为集大成者,魏晋仍承其遗风。因此,杜预虽不甚赞成《左氏》先儒肤引《公》、《穀》,却并非一味排斥二《传》。杜预在解经时体现出的“经承旧史”“随文释义”等思想,亦与彼时史学兴起,玄学盛行的风气有关。此外,杜预在《集解》与《释例》中对周公及“周礼”的推崇,既受将古文附会周公的时代风气影响,亦有为司马氏政权张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