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到来,对现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元素已经成为政策系统中越来越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因子。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能够被政治系统所“体察”和“认定”,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随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现代治理模式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兴起以及体制外力量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的增强,传统封闭、单向式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已经逐渐式微,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的交互模式正在形成。本研究为了探索网络时代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运行的逻辑与规律,借助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试图提供一个了解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全景图。多源流模型能够为我们展示社会问题变为政策问题的整个过程。该模型以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为基础,当三种源流汇合时,“政策之窗”便由此开启。传统多源流模型是研究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模型,但在网络背景下和中国决策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因此,本文通过重塑传统多源流模型,创新性地将中国元素和互联网元素融入到模型当中,构建出适用于中国现实环境中的网络多源流模型。网络多源流模型更加突出三大源流之间的杂糅性和交互性,强调了焦点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重要地位,阐释了新媒体因素如何作用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中,并通过中国特色公共政策价值标准和网络多源流析出的价值诉求,探究中国决策环境中“政策之窗”开启的触发标准。为了检验网络多源流模型在现实条件下的适用性,本文以专车服务改革为案例,对专车服务合法化过程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以及“政策之窗”开启四方面进行全方位探析。网络多源流模型的运行机制体现了大数据已经解构了传统的精英决策模式,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流已从“闭门造车”到“合作构建”转变,政策流从“精英主导”到“集思广益”转变、政治流从“政府独白”到“多方对话”转变,政策之窗开启也从“不可掌控”到“不失时机”转变。但也因网络自由宽松的环境,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出现群体性极化、焦点事件变异、非理性参与等现象,误导政府决策,故要在中国特色的国情基础上,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一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