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考察近现代犹太宗教思想对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与回应，可以发现，传统宗教资源在救赎问题上的内在张力成为犹太教现代性回应中不可逃避的历史遗产。具体而言，犹太教相关复国问题的弥赛亚救赎思想经历了漫长的整合过程，其间，喀巴拉神秘主义对犹太救赎方向从自然性层面向超自然性维度的重点转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而禁止犹太人依靠自身努力进行现实拯救的所谓誓约则突出反映了传统宗教在民族性复国重建愿望上的主导性被动特征。 在宗教传统结构与影响得以相对保持与延续的东欧，一方面，除了不承认宗教救赎信仰同现代复国主义存在任何文化联系的观点外，以哈西德领袖为主的极端正统派坚决拒斥并妖魔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强调犹太人集体移民不能违背誓约，只能适用于弥赛亚时代。为了反对这一撒旦在圣地的“化身”，极端派拉比领袖主张以自我完全隔离实现犹太宗教灵性上的“自我纯洁”，甚至消灭背弃上帝之约的异端；另一方面，从强调现实生存迫切性胜于任何宗教分歧出发，宗教民族主义者则强调犹太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并开始将宗教传统救赎思想同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相融合。在此背景下，库克拉比的“救赎神学”将现代政治复国主义实践诠释为犹太弥赛亚神性救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形之下，阿哈德·哈姆则以其“文化复国主义”理论，坚决反对同化主义精神奴役，坚持在确保犹太文化转换与延续的基础上重建犹太国家。 在西欧犹太教思想回应中，自由派或正统派关注的焦点都是如何使传统宗教资源为同化主义倾向提供宗教理论上的变通。对于宗教在民族认同上的整合地位，德国自由派认为政治复国运动不仅是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威胁，也是对犹太历史及普世主义命运的一种误读；奥地利自由派坦承，只有同化才是犹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犹太人只是一个宗教性、而非民族性群体。对此，正统派则以绝对超验的犹太普世主义信仰否认宗教在民族认同上的历史整合。德国正统派只承认宗教普世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使命，强调犹太人有义务为所在国的民族利益服务；奥地利正统派则将政治复国视为反犹主义所致的重回民族隔离主义的一种历史困境；而英国犹太人更直接否认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现代民族主义”恰恰是犹太人所经历的最大同化。相比之下，布伯认为以色列精神即在于恢复犹太存在与世界原初之间的统一状态，因而坚持复国的目的与手段都必须确保犹太普世主义的道德完满。 对于倾向于美国主义的美国犹太人而言，现代政治复国运动意味着文化归属问题上的一种两难选择。保守派美式“文化复国主义”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反对激进同化，增强犹太文化认同、复兴美国犹太教的堡垒，而特定情势下的信仰价值危机最终也促使改革派大多数转而改变了最初的坚决反对立场。但对于美国与锡安两个文化归属之间的矛盾心理，无论是保守派、重建派，还是改革派的主张，他们对现代政治复国运动的模栩支持态度，从文化角度看，更多只是体现了宗教自身在文化整体性发展中的命运选择。相对而言，卡普兰的宗教文明理论则试图以犹太教文化认同与美国公民身份的胜合，在美国与锡安之间建起一座理想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