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设置了刑事诉讼程序中除未成年人与办案人员之外“合适的”第三方的在场。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是程序公正的要求,也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家庭监护缺位现象日益突出的中国,现实意义愈加凸显。自确立以来,该制度在我国经过各地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法律法规的粗糙与统一理念的缺失,实践中运行较为混乱,暴露出许多问题。本文以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为研究对象,期望能为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进行概述。通过对其内涵、理论基础及价值的分析,明确了建设与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必要性。源于英国的这一制度,在我国后被赋予新的内涵,该制度的建设既体现着国际少年司法理念,也蕴含着我国本土少年司法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部分对该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与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对立法条文中相关规定的分析发现,对于该制度,《刑事诉讼法》只作出原则性规定,司法解释虽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补充、完善,但规定较为混乱。对制度实践现状的分析通过查找案例和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各地制度的落实情况差异较大,合适成年人在场作用有限、形式化现象较为普遍,司法机关对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程序获取的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做法不一,同时,对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及管理机制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对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对现状的考察,归结出五方面问题,分别是合适成年人角色定位不明确、未成年人选择权缺失和拒绝权有限、合适成年人介入时间不完善、不在场的法律后果不明确以及人员选任与管理的不完善。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该制度置于我国少年司法背景下进行成因分析,归结出我国少年司法“小成人”模式的现状、系统而完善的国家监护制度的缺位以及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处于发展初期三个深层次成因。第四部分对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进行域外考察。对英美法系相关制度的考察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大陆法系则选取奥地利和德国相关规定进行考察,并通过与我国制度的运行情况相比较,为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启示。第五部分对完善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提出建议。综合以上问题和理论,本文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要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角色定位;二是要明确未成年人享有的选择权与拒绝权;三是要将合适成年人的介入时间提前至立案前未成年人接受“继续盘问”期间;四是要明确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的法律后果;五是要完善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