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向投资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同时每年许多国家都对其内向投资政策进行调整,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外向投资政策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的内向投资政策大部分也趋向自由化。本文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受到该国外向投资政策和相关东道国内向投资政策的影响,母国外向投资政策又可以分为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东道国内向投资政策同样也可以分为内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内向投资国际政策,其中国家政策指一国在国内自主实施的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国际政策指一国通过与他国签署国际投资协议而形成的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2012-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都位居全球第三,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中国和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为引言,概要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明确研究内容及目标,确定研究思路及方法,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最后简要概括本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为文献回顾,对研究投资自由化及投资自由化效应的文献进行回顾,概括目前学者在该领域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总结出尚未引起大量关注的研究领域,为下一步研究提供方向。第3章为投资自由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理论分析,分析了外向投资政策和内向投资政策自由化产生及兴起的原因,基于五种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构建出投资自由化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为第4章和第5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假设。第4章和第5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其中第4章为中国外向投资自由化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对外向投资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中国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发展历程,基于1980-2014年中国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外向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都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且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第5章为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对内向投资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概括了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现状、特点,基于2003-2014年中国至173个东道国的国家面板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法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作用,并按照人力资本禀赋和物质资本禀赋对东道国进行分类,进一步探讨中国至不同类型东道国投资时内向投资自由化的作用是否一致;结果显示东道国内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并没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内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却很显著,发达东道国与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向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大体一致,只是发达东道国与更多其他国家签署国际投资协议会缩减中国至该类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发展中东道国对外签署更多国际投资协议却扩大了中国至该类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第6章对以上章节内容进行总结分析,基于结论提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外向投资政策改革建议,分别从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前者包括深化改革外向投资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完善财税及金融政策、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促进投资政策与贸易及外交政策的融合,后者包括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议的签署并适时修订原有投资协议的内容、与不同东道国签署侧重点不同的投资协议、签署多边或区域投资协议、尽快实施已经签署的投资协议。本文的创新之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投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创新之二是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将投资自由化按照实施层面和实施主体进行划分,分别研究了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外向投资国际政策、内向投资国家政策、内向投资国际政策这四类政策自由化对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创新之三是实证分析更细致,依据投资协议条款内容对国际投资协议进行分类量化,更精确地衡量国际投资协议所体现的投资自由化程度。研究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两点:1.本文基于五种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构建了投资自由化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然而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几乎都假定投资母国为发达国家,这个假设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2.在做实证分析时,由于国家政策内容繁杂且不统一,没有依据投资政策内容设计评分指标来衡量国家政策的投资自由化程度,转而使用其他指标来作为国家政策投资自由化的代理指标,对国家政策自由化程度的衡量或许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