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大国需要研究如何真正地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人权观念自输入中国，一直水土不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学人发起的“人权运动”对中国政治思潮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这接近零输出的国际传播活动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政治思想观念是通过什么机制组接的?“人权运动”中传播的观念造成了什么历史误解，为什么人权思想的普及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不但没有腾跃反而出现了沉寂?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这段颇富争议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　　 通过资料分析法等方法，本文证明了导言所提出的假设：“中国思想家在采借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的诠释，将这些源于西方的想法与中国传统的一些预设结合在一起，而造成思想脉络的根本变迁”。　　 本文主体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试图通过梳理原始文献，还原被研究者夸大了的“人权运动”。本人认为1929-1933年期间的“人权运动”并非真正的社会运动，是“新月派”学人舆论监督式的文人议政，人心启蒙优先于制度建设，停留于“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但其间提出的“专家政治”等思想影响了后来重行政、轻政治的执政理念。　　 论文第二部分对“新月派”学人的政治思想进行条分缕析。虽然“新月派”学人的人权思想渊源是西方的人权历史性文献，但很多观念却与西方政治哲学有根本区别。本文着重从“人权”观念的界定、法治观、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等三个方面说明“新月派”学人的哪些主张采自西方，又有哪些主张结合中国最要紧的问题进行了变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传统文化的固有预设进行了结合。　　 论文第三部分从传播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人权观的本土接转是如何发生的。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在以“新月派”学人作为媒介输入中国时，在社会心理、语言、社会结构、政治等方面形成传播隔阂，传输中观念有所“损耗衰减”，另一方面，信源与信宿文化语境的差异造成了在互动与反馈过程中，人权观念适时地进行调整以生存并发展，在强调集体人权、不排斥人治、维护大一统、并非人人平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符号整合。　　 论文第四部分试图寻找主义观念的传播规律，同时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权具有普遍性，且应当在国际范围而不是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管辖。信息传播与发展密切相关，认识到异质文明间交流时反复互动的规律，有利于把握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路向。法治观念的建构、尊重个体尊严传统的建立，不能成就于一朝一夕。传播隔阂容易逾越，而真正的障碍是心中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