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医药迎来发展红利期。全国各地出台了大量针对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从中医药的政策供给入手,通过不断完善中医药的政策要素推动中医药的发展。然而中医药政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策体系,政策数量的提高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良好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考虑中医药政策的协同性。本文以广西为例,研究地方中医药政策协同问题对于理顺政策要素之间的协同,释放政策协同效应,促进地方中医药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协同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采用一个描述框架和两个诊断框架对广西中医药政策协同性进行研究。在描述性框架下,采用内容分析法,整理了广西2003年-2021年共157份中医药政策文件,编码了507条政策文本单元,梳理了这段时间广西中医药政策的发展历程,并从政策治理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三个方面分析了广西中医药政策体系的特征。本文的创新在于采用了定量+定性双结合的诊断性分析框架对广西中医药政策协同性进行诊断性分析。在定量诊断性分析中,本文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了广西中医药政策协同度的计量模型,对2003年-2021年广西中医药政策的整体协同情况、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状态、政策措施之间的协同状态以及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效果展开了诊断性分析。在定性诊断性分析中,本文通过调查采访获得了广西中医药政策协同的三个典型案例,构建了中医药政策实践案例诊断框架,针对案例中的问题,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结果,对广西中医药政策协同现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治理主体协同结构分散、主体之间目标价值冲突、协调机制运行不畅、政策资源协同不足等四个因素影响了广西中医药的多元主体协同、政策目标协同和政策工具协同。最后,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和实践案例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加强政策工具之间协同、加强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提高政策的整体协同度等四个方面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