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影响下,现代城市迅速扩张,出现越来越多的同质化、没有城市特色、失去地方性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增量发展的同时,作为“异质空间”的老旧街区也被成片的抹掉,对城市文化遗产及建成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着新常态的来临,我国城市发展相当程度地转向存量优化,面对已经出现缺失特色的“千城一面”景象,如何面对地域文化危机,历史文化街区再次作为老城复兴的核心议题被提上日程。全球化语境中,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在面对历史文化街区这样一种特殊的地方性建成遗产环境时,在价值观及决策干预、社会参与加强的影响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改造更新中出现地方建构的可能。地方建构即以人为本,运用各种策略、方法、逻辑和知识,在建成环境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建构本地独特的地方性。从成都太古里与上海田子坊两个典型案例中,本文识别出“内源式”与“外源式”两种地方性建构模式,并表现在物质环境、社会关系、文化传承等方面。本文引鉴建构取向的地方性理论,综合列猆伏尔、爱德华索亚、麦茜等人关于空间与地方的观点,将地方建构抽离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维度的分析视角,形成本文用于论述与实证历史文化街区地方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作为传统的三元权利主体,结合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维度的地方建构分析空间,本文梳理了中国当前一批历史文化街区的案例实践,发现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不同行动者作用的强弱造就地方建构的各异样态。论文还原广州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中传统三元权利主体联盟或分化的建构过程,揭示三元主体的权利结构及收益目的是地方建构的动因,利益主体的相互纠葛、相互作用产生了空间的建构实践。将成都太古里与上海田子坊两个典型案例与广州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建构作对比映证,揭示主导方地方建构的权力作用以及抗争方地方建构的社会作用。本文认为,在全球化结构主义与地方化人文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建构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传统三元权利主体的参与和“第四方”力量的出现与介入是重要的,且不同城市背景下由于“第四方”力量行动者(专家学者、媒体、NGO、艺术家等)的强弱作用差异,对传统三元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交互影响,在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社会、精神空间层面分别起着不同作用,形成“内源”与“外源”的相互影响,揭示“第四方”力量作为“非居民”的公民代表是地方性建构的有效群体。正视已经失去的什么、明白如何失去的,以及可以用其他什么形式来维持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地方建构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被一一剥开,传统权力与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逻辑已经渐渐孕育出地方建构的苗头。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建构与社会文化的苏醒与抗争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地方建构下“地方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权利的崭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