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医疗领域的知情同意规则,历经时间的发展与检验,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也渐被奉为圭臬,成为规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帝王条款”,其地位犹如意思自治之于民事法律。知情同意规则的重要性虽在大多数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中不断得以重申与确认,但其现实适用却并非没有争议:其一,在信息处理技术的加持之下,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客观存在且不断加大的信息鸿沟、能力势差,致使知情和同意环节的有效性均面临诸多批判;其二,在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的背景之下,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也存在阻碍信息财产价值实现、欠缺经济考量之嫌疑。因此,质疑甚至主张推翻知情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合法性标准的观点热度颇高,知情同意规则的存在必要性成为了一个亟待讨论的话题。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将重新审视知情同意规则在技术迭代更新背景下的适用,探析其适格路径,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意见、建议。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文章包括以下的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知情同意规则的理论阐释与立法实践。本部分意在对知情同意规则进行追根溯源,首先介绍知情同意规则的内涵、理论基础,明晰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基本规则、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其次,对域内外主要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明确知情同意规则已被大多数国家奉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标准之一,其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地位已确立且根基深厚,非能轻言放弃。第二部分,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的实践困境与成因探析。知情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重要性已是不证自明,但有碍于多方面的原因,其适用面临着重重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效果不彰。本部分,对知情同意规则在现实适用中的困境进行总结,并从内外两个角度探析适用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欲找出症结之所在,以便于对症下药。第三部分,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域外经验考察。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开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与实践探索,知情同意规则运行多年,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适用模式,其经验与改革探索多有借鉴意义。本部分,主要对欧盟和美国的知情同意规则适用模式进行梳理,以期寻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为困境破解提供行之有效的新思路。第四部分,应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困境的设计构想。客观原因所造成的适用困境不能成为从根本上否认知情同意规则正当性的理由,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制度也需与时俱进。本部分在前文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以下应对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困境的设计构想:首先,针对告知环节的低效用,可以信息类别为基础采用一种分层式的告知模式,将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置于清晰的层级框架之中,优化告知文件—隐私政策的内容呈现,以实现信息主体的真正知情;其次,为扭转信息主体在“不同意即退出”机制下全无选择权的状态,在同意环节可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适用不同的同意标准,将选择权归还于信息主体,进而提高同意的有效性;最后,即便是完美的制度设计也需切实落地才能发挥其应有实效,而这有赖于信息处理者的配合,为此有必要全方位强化信息处理者的责任与义务,从外部保障知情同意规则应有实效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