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业保险作为一种被WTO“绿箱政策”所允许的可分散风险、弥补损失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0个“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加大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特别是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按照WTO协议中有关政府可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要求提供保费补贴，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出蓬勃快速的发展趋势。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保费补贴的首批试点地区之一，农业保险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自2007年到2012年，内蒙古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4.33亿元增加到19.21亿元，增长3.44倍:各级政府保费补贴从3.37亿元增加到17.38亿元，增长4.16倍，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无疑是内蒙古农业保险蓬勃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然而，大量的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是否可以实现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现行的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仅是对中国特色农业保险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为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甚至整个中国的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以内蒙古六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为研究对象，对该项支农惠农政策的福利效应和运营风险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以试图解答两个研究问题:(1)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若有，则其政策效应是否已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目前，影响农业保险政策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其形成原因又是什么？(2)在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运营风险，或者说，行为主体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如果存在，如何规避？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　　内容一: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研究。　　从理论上看，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户收入波动，具有减轻农业风险、弥补因灾损失、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然而，基于微观农户样本数据，本文分别采用倍差模型、匹配模型和匹配倍差模型对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该项支农惠农政策尚难以发挥其稳定农户收入的福利效应。　　内容二: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成因研究。　　研究发现:“协议”理赔是影响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的直接因素之一。内蒙古农业保险开展中“协议”理赔模式的产生既是政府、农户、保险公司三方行为主体由于地位不对等而导致的各自利益低水平均衡的结果，更是三方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具体表现在农户的效用最大化与其弱势群体地位的不一致，政府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让位于保持政策持续和社会稳定，保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与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的不匹配。　　内容三:农业保险中三方行为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　　研究发现:在内蒙古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政府、保险公司三方行为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中，农户的道德风险问题可分为农户事前消极防损与事后怠于减损的不积极行为和农户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的保险欺诈行为两类。三方利益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的现实原因是投保农户的认知偏差和侥幸心理，保险公司的利益驱使和机会主义，政府部门的认知误区与监管缺位;同时，道德风险不仅会使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受挫，而且会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流失。然而，基于农户视角的实证检验却发现，无论是在种植业保险市场还是在养殖业保险市场，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投保农户均不存在事前消极防损和事后怠于减损即事前与事后的不积极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存在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等属于保险欺诈范畴的道德风险问题。　　内容四:农业保险中农户逆向选择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农业保险市场中农户逆向选择的产生机理是投保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风险差异的客观存在和保险公司根据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平均损失概率厘定保险费率;深层根源则是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部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如果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非常严重，则会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风险累积和供求失衡。另外，基于微观农户视角，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政策实施中是否存在逆向选择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户确实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但其并不严重;原因可能是目前内蒙古农业保险理赔中“协议”赔付的广泛存在和政府对农户的大规模保费补贴。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本研究对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概念、表现、后果及其成因给予系统论述，同时对农户、政府和保险公司三方行为主体道德风险和农户逆向选择的形成机理及其危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消除“协议理赔”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可以完善农业保险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研究应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识别现行农业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风险，研究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评价农业保险的政策效应和判断农业保险的运营风险提供更为稳健的、可靠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