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戏剧文学,《莎士比亚全集》至今在英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中国有多名文学家兼译者陆续将其进行翻译,其中著名的有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不同中译本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多,而有关朱生豪的《莎剧》手稿及基于其基础上校订版对比研究较少。朱生豪作为以译《莎》而出名的翻译家,其译本尤为突出,因此,作者尝试选择其中的一则戏剧《威尼斯商人》手稿及其校订版进行对比研究和分析。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开始发现,翻译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结构层面的“吻合”问题,同时也是不同文化间的一种交际。与此同时,学者对翻译研究的重心由语言层面开始转向为文化层面,这一转向被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文化学派。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有名的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主要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此理论为视角,对朱生豪在1936年翻译《威尼斯商人》的手稿及方平在1964年以其为基础而校订的版本的不同之处进行描述和解释。本文基于操纵理论,将两个版本置于各自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用描述翻译学“描写---解释”的研究途径,试图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来描述和解释两个译本中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的不同之处。文章首先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比分析两版本的差异。因两个版本时间跨度和历史背景相差比较大,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各自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朱生豪进行手稿翻译时正逢抗战时期,其译文中的语言表达具有“国防”的特色;而方平进行译本校订时处于建国后,其语言表达倾向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意图。另外,新文化运动后,在资本主义“新”思想的影响下,与旧道德相违背的词被采用,而建国后,我国传统优良得到提倡,因此,朱译本中被方所认为的异质词得到极力淡化。然后文章从诗学视角分析两个版本在三个层面不同之处的原因,作者发现,白话文在朱所处的时代并未十分成熟,译文中有些措辞及句式表达别扭,相反,建国后白话文得到极大发展,因此方的校订版中的表达更符合现在的表达习惯。其次,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导致了原文中对不利抗战的词句被朱漏译,以及原文中有关“新”社会的特质词句被朱加强。这些漏译和加强的词句在方所处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影响下得到了补译和还原,使其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基于操纵理论视角下两译本的对比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威尼斯商人》两中译本是两译者在各自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下对原文进行改写的产物。这些改写主要体现在朱生豪对原文本中那些用来表达不利抗战因素语言的省译、淡化以及方平对朱译手稿中不符合建国后白话文表达习惯的全面校订。校订本更好地服务于建国后的中国社会大众,因为译文表达符合白话文的表达习惯以及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本文论证了操纵理论能合理地解释《威尼斯商人》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受到各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所进行了不同的改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