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是《南京条约》签订时确定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是中国较早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宁波的法制史尤其是近代法制史是中国近代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宁波近代法制史可以促进对于中国近代法制史的更深入的研究。辛亥革命使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性质,这一政治变局正式开启了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进程。实际上,宁波近代法制的变迁更早地起始于清末法律制度改革。晚清政府的刑事法制改革先是采用单行立法的形式,对旧律中存在的弊端予以革除,后又在沈家本的主持之下制定新刑律。《大清新刑律》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更定刑名、酌减死罪、死刑惟一、删除比附、惩治教育等修律宗旨基本得以保留,从而迎合了当时刑事立法的潮流。尽管未及明定施行日期,清政府即告垮台,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新旧递嬗之交,急需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由于百废待兴,尚不具备很快制定刑法典的条件,于是作为临时应急措施,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之前,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晚清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对于宁波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但是,由于刑事法律制度的中央立法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因此,刑事法律制度变革的地方性色彩并不浓厚。申言之,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重点和特色并不体现或并不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制度的变迁上。近代中国之制定民法典,目的同样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变法维新。从1908年民法典起草开始,至1910年底民法典起草完成,名为《大清民律草案》,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共计1569条。虽然这部民法典未正式颁行,但是并不意味着晚清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全没有意义。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进行民法典编纂,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予以增删修改。民国时代编纂法典,不过完成清代未竟之业而已。晚清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产生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直接。但是,民法典的编纂及其文本规定本身有一种示范法的效应,加之宁波经济发达,因此,迫切需要民商事法律制度或规则的约束。宁波银钱业非常发达,由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制度。同时,宁波的土地法律制度也非常完备并极富特色。近代宁波的田赋及地政制度、土地所有制、地租制度、土地登记制度、土地权利凭证已经实现了近代化并逐渐完备。以《宁波市土地登记暂行条例》为主要组成部分形成的土地登记制度,在立法目的、程序事项、登记收费、执法措施等方面的规定非常详尽、具体、全面,是宁波近代法制中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权利凭证的变迁是宁波土地法律制度在近代变迁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写照。透过土地权利凭证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土地权利的愈显重大和土地交易的日益频繁,土地法律制度越来越严密、细致。近代宁波的公安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在职权行使、职能配置、程序流程、警官培训、证章佩戴、考试选拔、纪律惩戒等方面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发展。在宁波近代,尤其是民国以后,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法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当时的教育行政管理法制已经出现了近代化的发展。一些管理措施和手段也往往能够切中要害,抓住重要的环节。同时,对于办学的自由,似乎也没有过多的进行控制和干预。从司法行政事务来看,宁波近代司法行政的职能已经基本上完备,律师管理、公证业务办理、调解、法制宣传、监狱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已经充分的展开。司法行政管理法制也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近代宁波金融业的发展非常迅猛,在此背景下也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制度。从近代宁波典当业、钱庄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上,我们可以对金融法制的近代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宁波的金融制度极富特色,尤其是过帐制度,极具开创意义,甚至对当今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仍极具借鉴意义。在司法制度的变迁上,从浙江宁波公安局的办理案件及资料汇编来看,当时的警察管理制度在内部的层面已经非常详尽和完善,从中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断面上详细而又强烈的感受到警察管理制度近代化发展的轨迹。从浙江鄞县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些充分的说理,其判决不可谓不公允,也不可谓不专业。然而,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司法的黑幕和不公。从检察机构的组织系统、职能、检察官的职权及办理的案件可以看出,检察机构作为近代法制变迁的产物在宁波近代的变迁进程中,已经基本上逐渐成为了近代司法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律师的业务、律师的组织、律师的办案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律师成为了整个宁波近代法制变迁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考察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进程,就会发现它有着极其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民族工业和民间经济的兴起以及对外贸易的发达所支撑的宁波近代经济发展构成了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经济基础;宁波帮的发展壮大及其对近代宁波社会结构产生的实质性和深远的影响是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社会基础;宁波的教育发展和文化传统构成了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文化基础。从变迁的动力来看,工会、商会、农会、同业公会、士绅与庶民是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强大动力。总工会及各职业工会在促进劳动法制的完善和劳资纠纷的解决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商会在商事法律制度的形成,尤其是金融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农会在农业建设、农村发展、农民教育及纠纷解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业公会在商业规则形成和发展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士绅和庶民在土地法律制度和纠纷解决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宁波近代法制变迁有着其突出方面及诸多成因。其突出方面主要体现为:在变迁的进程及发展上比浙江省的其他城市要早,在变迁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更为突出。在成因上,概括起来主要的包括: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角力与互动、文本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差异和弥合、对本土法律文化的继受和对异质法律文化的移植是其基本和主要的成因。这一成因的挖掘对于深化中国法制史研究、给当代以镜鉴上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