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开创皇帝制度之后,皇帝作为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其权力空前增大。许多新制度尚未得以完善,就因暴政引发了大动乱,各种反秦势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集团在群雄逐鹿中最终胜出,创建了汉王朝。与先秦世代相传的贵族不同,刘氏皇族出身于平民家族,并且在王朝创建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极其有限。刘邦与功臣集团选择了郡国并行体制,皇帝与功臣集团达成一致,“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刘氏皇族是伴随着刘邦创建汉王朝而逐步建构起来的,是作为汉代皇权的伴生物而出现的。刘氏皇族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代皇权的发展。刘邦视天下为产业,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继承其开创的产业。刘氏皇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独特的影响力,朝廷同时设立有宗正、少府、太子太傅这些专职职官来管理他们。汉代设置专职职官来管理皇族事务,既有成功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后世皇族管理提供了借鉴。西汉初期的五十余年中,朝廷对整个皇族的管理比较松散,各王国都独立设有宗正,管理本宗支皇族成员。汉初刘氏皇族各宗支独立发展,朝廷和各王国的宗正互不统属,各自独立运转。王国宗支成员以本国诸侯王为大宗,整个刘氏皇族虽说是天下一家,但各自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在王国与中央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数王国宗支成员以所出宗支利益为重,对皇帝这一大宗多是出于礼仪性的尊重。在皇室遇到困难时,多数王国宗室成员并未伸出援手。西汉初期郡国并行体制下的诸侯王国势力很大,成为皇帝用以平衡功臣集团的重要外援。朝廷中央的大权掌握在功臣手中,皇族集团在中央层面的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其超强的实力有助于皇帝平衡各种政治力量,确保了刘氏皇族的整体利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皇帝权力逐步加强,而地方王国的独立倾向与中央集权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族亲情难敌现实的利益纠纷,双方兵戎相见,爆发了七国之乱。朝廷历尽艰险平定叛乱之后,调整了皇族管理政策,裁撤各王国的宗正,将皇族管理权收归中央,削弱各王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加强了对诸侯王国的控制和管理。此后刘氏皇族的政治影响力逐步下降,再未对中央构成过有力威胁,不过也失去了对朝廷重臣的制衡能力,面对权臣专政局面难以发挥平衡作用。东汉皇族管理延续了西汉的管理模式,皇族成员封王封侯,但并未有多大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东汉皇族成员的集体认同感较之西汉有所增强,这与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确立后的影响加强有很大关系。汉代皇族的政治特权相对有限,皇族成员并未因出身而获得太多的入仕特权,与其他权贵家族相比所占优势并不明显,这与汉代皇帝故意限制皇族政治影响力密不可分。西汉承袭秦代制度,实行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二元分立的财政体制。皇室财政规模很大,九卿之一的少府专门负责管理皇室经济事务,汉武帝时期又从少府中分立出了水衡都尉,共同管理庞大的皇室产业。西汉皇室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大量土地、人口、山林川泽园池),皇室收入数额很大,对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很大,并曾经有效化解过国家的财政危机,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汉成帝以后,伴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权贵集团大肆侵吞皇室财产,化公为私,原本相当充裕的皇室财政逐渐不敷使用。而皇权日益集中,皇帝开始越出皇室财政的边界,染指国家财政来为皇室服务,使得原本相互独立的二元财政体制受到冲击,逐步解体。东汉建立之后,顺应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将皇室财政直接归并到国家财政之中,皇室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大减少,皇室开支从国库中直接支出,皇室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在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时,皇室难以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并且往往因为皇室集团的腐朽而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的动乱。皇族文化教育直接关系着统治集团成员的素质。汉代建立之初设立太子太傅来负责太子教育,诸侯王国也设有太傅负责诸侯王的教育,其他皇族成员由各自家族负责教育,一直未建立系统、完整的皇族专门学校。汉代皇族出身于平民,在西汉早期的五十余年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平民气息,行为方式和文化素养与先秦贵族差距很大。尽管有专门的师傅辅导,但教育效果并不好,汉初皇太子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历史缺陷,皇族诸侯王教育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皇族成员胡作非为,败坏了皇族的贵族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皇族成员的行为方式与其所受教育关系密切,汉代多位皇帝的行事风格与其早期所受教育关系极大。汉代皇族成员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推动了汉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汉代皇族教育存在的历史缺陷既有制度因素与时代因素的影响,又与刘氏皇族平民出身的家族特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