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它本来是中国的内政，但却由于美国等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变成复杂的国际问题。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里，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台湾人民如何看待台湾同“中国”的关系是其在两岸问题上作出选择的前提。　　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台湾认同意识的起源、演化和异化，研判这种地区归属感和眷恋之情是否排斥对祖国的归属感和眷恋之情。本文以时间为序，逐步研究了台湾早期移民、清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2·28事件之后至陈水扁时期的台湾认同的变化。　　自台湾早期移民发展而来的台湾意识大致上还是一种地方意识，台湾人的身份定位由此也只是一种省籍身份的定位，有对自身岛屿的认识与归属，也有对大陆和中华文化的皈依性。但1895年清政府的割台行为引发了台湾人的“亚细亚孤儿”心态，即在身份定位上，台湾人感到自己认定的属于“中国人”的那一部分遭到了抛弃。及至后来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酝酿了台湾认同异化的根源，它一方面损害了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另一方面确实成功地培养出了一部分台湾人的日本意识。可以说，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台湾在认同意识上处于一个敏感时期，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是扭转台湾人异化认同的好时机，也是重塑他们身份认知的必要阶段。然而遗憾的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味追求高压严厉，不仅对台湾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痛苦，还在政治诉求上大力打压台湾人。这让台湾人对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失望，其认同意识中关于“中国”那部分的认知变得迷茫，这后来发展成台湾认同异化的根本原因。　　台湾认同异化的转折点是2·28事件。它从各个方面激化了台湾民众的矛盾，省籍矛盾、“悲情意识”和对中国认同的疏离都经由该事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为后来台独分子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等言论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台湾认同的异化在2·28事件后开始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台独势力的发展。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其高压戒严的统治引发了台湾人民的不满，进而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对立，从而加速了台湾认同的异化。同时省籍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逐渐同台湾意识的异化靠拢。70年代，在蒋经国的促进下，台湾进行了“政治革新”，这使台湾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但也使台湾意识的异化走上了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借由解除党禁而来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消失，因此其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也丧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新崛起的党派不断对其进行挑战，权力之争更加引发了台湾人民认同意识上的混乱，台独势力得到极大发展。　　李登辉掌权后，支持和引领台湾意识的发展，以本土化为途径，他逐渐将台湾意识和“台独”理念结合在一起。异化了的台湾意识对两岸统一的威胁达到一个新高峰，台湾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集体身份认同。陈水扁的上台推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历史，使得台湾社会追求国家认同的思想有了官方代表，以“台独”为党章的政党上台本身就是台湾认同异化的一大标致。然而复杂的政治局势造成了陈水扁政策上的复杂性、混乱性，从而影响了其台独政策的实施。　　台湾认同的异化是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然而其在两岸关系上却是一种横向的表现，涉及文化、政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在文化上，台湾对大陆和整个中华文化的进行有意识疏离，逐步发展成“文化台独”，并成为了陈水扁“渐进式台独”的主要手段;在政治上，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不断背离，具体而言就是从“本土化”上做文章，将台湾意识的异化和“本土化”联系在一起，努力将台湾人的文化族群转移为政治族群，以便塑造新的国家认同。在对外关系方面，台湾大力拓展国际空间，并对美国、日本一直怀有复杂情感。台湾社会以“民主”为标准，将大陆和台湾分裂成不同的两个政治体系，增强了台湾意识的独立性，加快了其异化的脚步。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特点，是附加在国家政权上的一种辨识，台湾以民主来增强自身的认同意识，无疑会促使台湾认同由族群认同向虚化的国家认同发展，从而成为台独思想的源泉之一。　　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可以多重视以下几点:　　一、加强大陆和台湾的民间交往，并以一定的政策和制度来保持这种交往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二、在加强两岸交往的同时，从文化归属和历史记忆上有意识地树立共同的“敌人”，即身份定位上的对立面，通过“他者”的视角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定位。三、大力利用各种渠道提升大陆在台湾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消除台湾人心中“大陆打压台湾”的想法，为其“中国认同”提供切实的身份归属。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来影响台湾，但切忌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