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深远悠久的传统，决定了我们的文论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完全被西方的思维模式所取代或主导。不过，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社会运行机制和大量的哲学、科学思想，使得我们的传统方式逐渐被现代化机制所掩盖，这在我们的当代文论中尤为明显。本文认为我们的当代文论之所以还未能真正走出西方模式的影响，并非是对传统的文论话语弃置不用的结果，而是没有恢复到传统的言说方式上去。这种传统的言说方式与当代西方所提倡的普遍表达形式的科学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它不诉诸话语形式，也不追究话语含义的准确唯一解(真理或真相)，而是强调“言”的动态生成过程与个体心灵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强调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个体心灵的道德提升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本文并不认为一定要完全回到古代的社会环境，才能恢复这样的言说方式，恰恰相反，本文的研究所要表明的是，当代文论也正在以一定的传统方式进行着言说，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混同于了西方文论的方式而已。不过，需要提出的另一方面是：当我们逐渐习惯于西方的思维模式，把诗歌当作艺术、把艺术作品当作艺术的全部时，诗歌的个体性就会逐渐消失在普遍的文论解释当中了。这种个体创造力逐渐湮灭在普遍理性的过程，对于西方来说也许并非是致命的；但对中国的传统来说，后果则全然不同，我们的传统因此而丧失掉了它最为宝贵的东西，即以个体性为依托的普遍性和看待世界的运动视角，这两点都是西方思想所不能很好接受的，尤其是个体性，在西方一直与感性、偶然性、自发性、原始性等词汇相连，他们无法理解人如何既是个体的、现实的、与众不同的，同时又是普遍的、与他人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所历来强调的工夫所在。为了看清楚我国当代文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传统的观念，又是以何种方式坚持的，本文选取了中国文论史上较有代表性的《毛诗·大序》，以当代文论对之的阐述作为研究对象，参照西方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方法，力图分辨出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我们的文论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以至造成了我们当代文论的独特现状。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分别中西概念的混用情况，本文以西方美学的两个侧面为线索(即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将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察我们的文论中所引用的西方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思想的出发点。为此，在每一部分的开端，都对西方美学的相应观念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本文开端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我国当代文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借鉴话语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在对西方话语分析方法的借鉴中，我选取了阿尔都塞的“问题式”和福柯的话语分析，但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时，这两种方法毕竟还不能够全部照搬，必须有所取舍。也许在我舍掉了二人最关心的社会政治、社会公正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后，话语分析会显得不那么像话语分析，但对言说方式的关注而不是对言说内容的关注，应该还是属于话语分析的范围。不过由此引起的问题是：既然不用去比较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恢复到古代的言说方式，以及以何种方式在当代重新恢复中国的传统模式，则不是本文的研究范围。在第一部分，“作为感性学的美学”中，我选取了《毛诗·大序》的三个相关问题式(即围绕三个范畴所展开的讨论)：“情”、“志”和“兴”，分三章分别从一般的文论史、美学史，以及单篇论文、专著中的相关论述方面进行讨论。第二章主要讨论西方美学作为感性学产生时，实际上是采用了理性的方式来研究感性，是希望将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体从封建的抽象道德中解放出来，所以，在西方美学中对感性的强调和期待，都是与主体自由相关的，但这个资本式的扩张主体(自由意志)却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谦卑”个体，前者为了获取世界而借助了理性，因而架空了自己的根基，成为理性之下空洞的感性，也脱离了具体的个体存在。而中国传统则不是用理性方式来解决个体的普遍性问题的，它是以个体直接体悟群体、体悟世界的普遍性等道德修养为途径的。而诗歌正是这些途径中的一种。在第三章“情”当中，问题主要集中在《毛诗·大序》中所提到的“情”是否是感性的情。是否是抒情诗歌理论在汉代的觉醒?这个抒情的特征又是什么，是否是一种普遍的群体之情?然而问题正在于，感性的情在西方人看来，并非直接是普遍的，而是必须要经过理性改造的，这也是美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对情感与思想的同时强调，甚至在哲学中、文论中出现的“情本体”的说法，都反映出传统思维模式在当代的作用；不过，因为没有自觉到这种普遍性并非存在于普遍的表达形式(即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的文论仍然以“价值理性”等概念方式加以界定，从而混同于西方的普遍理性。在第四章对“志”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论在对“志”的思想性、理性特征的强调时，也同样强调了“志”当中的情感特征，这在西方人看来也许是含混不清的，但也正好说明了我们对普遍的追求并不是建立在理性意志、理想(及其表达)之上，而是以个体生存现实为基础的。由此，对于当代文论中用西方现代的诠释学来讨论“志”，做出了相应的分辨，即我们传统的“言志”追求的不是表达的普遍形式，而是对个体而言的“适当”，更多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衡量的个人体悟、道德提升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行为，但当代文论却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仅仅剩下了意义的还原。在第五章“兴”中，这种掩盖更加深入，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等影响，我们传统中独特的“兴”思维，要么被降格为单纯的艺术修辞手法，并且无法达至西方隐喻的宗教哲学背景所提供的深刻性；要么被当成原始思维，成为历史的遗迹。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传统的潜流：在对“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一直坚持“兴”作为修辞手法，与其所兴起的社会、政治、人生等普遍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其实，“兴”不过又是我国传统中个体存在与普遍内容直接相连接的方式之一。第六章是一个总结。在第二部分“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中，第七章先以康德、席勒、马克思、尼采为例，讨论了西方美学本身不可避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即对理想的言说，以及以人的意志对世界的改造，在当代又主要演变为审美教育和审美批判两种形式。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代文论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之处，并以此来批评《毛诗·大序》中所表现出的汉代意识形态。所以，在第八、九、十章中，分别讨论了当代文论认为《毛诗·大序》中所提到的几个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风”、“美刺与正变”和“礼义”。在第八章中，对于“风”中所涉及的“上以风化下”的诗教问题，本文认为《大序》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恰好是对诗歌实践运用的一个社会性的侧面，是诗歌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诗歌而非文本性的艺术品的一个必要途径。而当代文论对此虽是承认了诗教，但也有学者将诗教从孔子儒学中割裂出来，看作汉儒的发明，加以批评。在第九章关于“下以风刺上”的“美刺与正变”的讨论中，我们的文论大多把它与诗歌艺术的批判作用联系起来，本文认为，问题在于它并不同于西方意义下的审美批判，它既不是主体感性冲动的表达形式，也不是主体的理性、理念的建构，而是直接发自批评者个体的、“断章取义”式的评判，这个评判尽管在形式上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任意性和偶然性，但却是以个体觉悟融入社会群体(人伦)、自然世界为前提的，因而在内容上仍然具有普遍性。在第十章的“礼义”中，指出了“礼义”并非像大多数文论指出的那样，是对个体感性的压抑，而是在汉代，儒家对个体情感进行引导的必要途径。而所谓的“礼”和“义”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它们也是与人情直接相关的。最后，第十一章是一个总结，也是我所期待的，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审美，不用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也许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传统，也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