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见危不救导致他人遭受严重伤害的事件屡见报端，人们对见危不救者在道德上深深谴责的同时也感到了道德约束对这种行为的无力，于是人们转而积极寻求其他措施来对这一行为进行规制。考虑到见危不救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往往会导致社会成员生命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所以，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便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将目光纷纷投入到这一领域，认为只有这种严厉的刑罚惩罚才能遏止此现象。赞成者企图用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国外见危不救相关立法等，找寻在我国将这一行为犯罪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笔者认为在我国见危不救行为还不应贸然上升为刑法规范。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见危不救犯罪化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刑法最后手段性和经济性的要求，也不利于在我国树立一种宽容的刑法理念；第二，根据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现阶段还不适宜将见危不救犯罪化；第三，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后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会遇到刑法制而难用的局面，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最后通过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不适宜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结论。本文除引言和结论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见危不救概述，在该部分中，笔者集中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概念，以及本文所论述的见危不救范围的界定，举出一些中外关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规范，以此对我国古代和现代世界各国对见危不救是否犯罪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是选取刑法谦抑的路径切入探究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通过分析刑法谦抑性的理论内涵，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和经济性，以及宽容的刑法精神来论述见危不救不应犯罪化。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以及见危不救犯罪化欠缺现实的可操作性，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状况和见危不救犯罪化在实践中将面临的问题，得出我国现阶段还不适宜将见危不救犯罪化的结论。第四部分指出解决此问题的治理对策即充分运用各种非刑事手段来治理，运用社会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综合运用多方面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充分发挥民商法、行政法等第一道防线的调整与制裁作用，加强社会各团体的自律性规范，重视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重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健全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改善我国见危不救的现状，鼓励人们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