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是支撑人类社会延续不可或缺的生态资源和经济资源,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与公共健康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多样,但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人类商业性等非法活动,野生动物资源不断遭到破坏,因此如何加强野生动物保护一直是我国比较重视的问题。政府自建国以来就颁布了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但政策之间仍然存在措施不配套、责任规范不清晰等问题,而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以政策工具作为切入点,对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本文以1962年至2020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32份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系统梳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对1962年至2020年相关政策进行阶段划分;其次,以政策发展历程为基础,建立“政策目标（X）—政策主体（Y）—政策工具（Z）”三个维度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对相关政策进行编码和赋值;第三,基于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从政策目标发展趋势、政策制定主体及参与主体间的关系、不同时期政策工具的运行结构及其变化特征等进行协同分析;最后,运用政策一致性指数对代表性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合政策文本分析框架和政策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优化策略。研究结论表明:（1）在政策目标维度,政策目标间协同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对保护优先和严格监管政策目标关注较高,而对规范利用和公众参与政策目标兼顾较少,且保护优先和公众参与两个政策目标间相关关系不显著;（2）在政策主体维度,政策制定主体间关联度低且相对分散,没有形成完备的多层次主体参与体系;（3）在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整合使用程度不均衡,表现出对管制型工具的路径依赖,自愿型工具使用频率较低,激励型和信息型工具发展空间较小且作用有限;（4）基于政策量化评价结果,得出政策效力级别越高,政策一致性指数得分越高,而政策专指性越强,政策一致性指数得分越低,同一效力级别的政策一致性指数得分高低取决于政策内容、政策领域等变量。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平衡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目标需求,动态管理政策目标,要因时因地有所侧重;（2）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行动中,构建多层次的主体参与体系;（3）合理调整政策工具应用结构,不断优化管制型工具,强化正向激励型、信息型和自愿型工具的使用,构建政策工具的协同治理模式;（4）形成内容齐全、有效衔接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体系,在追求政策体系完备的同时要关注政策间的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