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纷纷探索属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这种努力大致可分为儒家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本土派)与五四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两种。前者致力于立足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发现、培育自由民主,后者则力主清算中国传统文化,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徐复观与殷海光分别作为两派的主将,具有极强的代表性。通过对二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大致把握自由主义中国化的不同思想路径。两人在台湾期间,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1954年、1957年、1962年三次论争。本文试图通过这三次论争,分别阐述徐复观与殷海光对自由、民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不同认识,并兼论殷海光后期的思想转变,以此比较儒家自由主义与五四型自由主义在促使自由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努力。在1954年论战中,徐复观与殷海光主要围绕何谓自由展开讨论。在自由观方面,徐复观认为自由是一种“我的自觉”、“自做主宰”的生活精神状态,意味着理性自由与良心自由。同时,他认为“自由主义”这一名词出现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自由主义的精神却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不管何种类型的人类文化,也许其中没有“自由主义”这一提法,但一定有某种形态的自由精神的跃动。殷海光则将“自由”理解为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具体的政治权利。他认为人类对自由的要求根源于人自身,但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徐复观将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点,但他并不满足于作一个个人主义者,他试图在个人主义与全体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殷海光则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对于自由如何与中国实际接通的问题,一方面,徐复观认为儒家虽然没有提出“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但却蕴含了日后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自由主义,只有在儒家的人文精神中,才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殷海光与之意见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也无法支持自由主义的发展。在1957年论战中,殷海光以《重整五四精神》重点批评复古主义者。徐复观则以《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予以回应。两人主要围绕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权威、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交锋,论战焦点集中在后者。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上,两人并无分歧。他们都认为民主不存在民族异域性,民主制度具备诸多优越性。相较之下,徐复观承认法治的重要性,但更倚重德治的作用;殷海光则将法治(the rule of law)看作通向民主之路。徐复观看重社会力量的培育,包括社会精神力量和社会物质力量两方面；殷海光则更注重科学的精神、态度对民主的贡献。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两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徐复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未转出民主政治是历史上的野心家和传统政治中的“二重主体性”造成的,与儒家真精神无关。儒家虽然没有在历史上提出过议会制等具体可操作的民主制度,但是却蕴含着“民有”、“民享”的民主精神。他总结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七点通义就是这种民主精神的体现。此外,他还将“性善说”作为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因此,徐复观主张将儒家思想中原有的、被专制政治所压制的民主思想因素重新挖掘出来,使其顺利成长。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民主制度架构的经验,形成中国本土的民主政治。这种由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民主政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形成补充。同时,徐复观认为儒家精神中没有科学,但决不是反科学。对此,殷海光认为儒家思想不仅与民主政治没有共同点,而且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起到了反作用,在历史上是极权政治的帮凶。同时,儒家思想除了部分非科学的因素,都是反科学的东西。1962年论战由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激烈批评胡适引发,殷海光被间接卷入。期间,殷海光的学生成为批评徐复观的主力。在这次论战中,徐复观与殷海光虽然没有直接交锋,但透过徐复观与殷海光学生的争论,却可以看出徐复观与殷海光长久以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不同态度。徐复观认为各民族文化并行不悖,而传统是由高、低两个层面构成。他认为对待本民族文化要有一副真诚良好的态度,数典诬祖的人决不会真正地吸收西方文化。他反对将儒学理解为形上学,并且认为中国文化能济西方文化之穷。殷海光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守旧与落后。儒家还与专制政治沆瀣一气,是权威主义的体现。殷海光在生命后期由反传统转变为非传统。他不再认为传统可以割裂,也不再将文化上的反传统作为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必要条件。最后他也不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封闭、僵化的体系,不将儒学等同于落后。他的这种转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情感与理性在不断矛盾中逐渐走向统一。其中,20世纪60年代末他对故乡的怀念,对自己过往主张及逻辑经验论的反思,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