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之法律理想图景命题的精义不在于有无提出一套完备性的、以价值、原则、规范为主体内容的实质性图景,而在于其与现代化思维方式的批判性关系当中。因此,要充分发掘其思想命题的思想意义,我们就不能脱离其基本的政治哲学立场,而抽象的去寻找或臆想其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而必须按照其本意返回其批判前提当中。本文认为,“邓正来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概念框架或理论范式,而是表达了一种正当性观念,或是正当化意识、态度与模式,这种正当化观念或模式在结构上与当前主流的现代化叙事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运用“反现代的现代性”、“现代性规范立场”、“政治性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三个范畴来设置了三层对话语境,用以解释为什么法律理想图景命题能够在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中呈现出正当化的意义。“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将邓正来命题从现代化规范叙事当中解脱出来,并将其放置到“反现代”的视域和思想谱系当中,以此在展现其“反现代”的叙事方式之余,表露出邓正来的一系列理念在对中国问题的正当性态度方面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现代性规范立场”进一步阐释了其问题的对立面,亦即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那种规范的正当性观念及其逻辑构成,包括整全性立场、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单向度的秩序观、道德内嵌性、抽象的道德论等。它们旨在表明,由于受制于目的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现代性规范立场的价值方案不仅无法充当替代性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政治评价方式,反而因为其全然不顾“实质的历史关系”而蜕变为一种“抽象”。“政治性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实际上是通过对罗尔斯的哲学观念的处理,进一步明晰了邓正来正当性观念的特征,即其不但保留了实践性与公共性特征,而且还具有非道德、非价值的属性,换言之,即便没有正面提出法律现代性的方案或是规范性定向,也其仍然是现代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把法律理想图景命题所涵盖的那些命题充分理念化,视其为邓正来的正当性观念的构成要素,这即包括了“现代性范式”、“世界结构”、“生存性智慧”以及“秩序的两种渊源”等。具体来说,“现代化范式”批判了现代性规范立场的正当化模式的抽象性质,质言之,正是由于其抱持的目的论的历史观,才使其无法提供一套普遍主义的正当性,进而导致现代性与公共性的分离;“世界结构”观念瓦解了传统—现代的历史叙事及其内涵的时空意识,将关于中国范畴及其正当性论证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时间关系重新拆分为空间关系,并以此树立起“主体性中国”的意识;“生存性智慧”理念一方面通过直面共同体生存的问题化解了现代化制度范式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又凭借其实践取向、前规范立场、非逻格斯主义、地方性知识等特性摆脱了单纯的道德抽象;秩序的两种渊源则意在表明,除道德论以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普遍主义秩序崩溃的前提下,也可用于社会秩序的辩护,只不过与道德论将个体吸纳入道德、观念秩序的正当性方式不同,它是通过将个体从道德秩序的规训当中解脱出来,让其直接面对自身根本的生存感知和本能。而邓正来的正当性观念,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正当性,同时,其法律哲学论纲的提出也说明,其也做出了社会秩序向道德秩序回归的宣告。归根结底,对于邓正来而言,现代性危机就是正当化危机。邓正来所展示的正当性或者说是正当化危机的观念,其所辩护的就是将“中国”这一历史文明空间作为思想根据的正当性,把中国的实践经验当做理论和制度创新源泉的正当性,重思中国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身份”并以之为根据重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乃至作出合法性决断的正当性,将中国范畴从纯然实证逻辑的强制中解脱出来,重新抽象提升为价值渊源并自主建构普遍主义的道德秩序的正当性。他最终要告诉我们,在“古今中西”的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结构”当中,一种面向实践的道德理论乃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