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地域联系及其空间结构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随着金融业等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向世界主要城市集中,“全球城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单元。作为目前阶段城市发展的最高等级,“全球城市”理论模型的提出是以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大城市作为原型。在“全球城市”的概念提出以后,不少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企图论证“全球城市”理论模型的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有关“全球城市”的经济特质与劳动力市场、社会结构的“极化”或“专业化”、市场因素与政府管制的作用等问题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对“全球城市”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全球城市”的经济特质以及“全球城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是“全球城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后者则是全球城市特殊的社会结构。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上海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对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上海的经济特质与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现将论文内容提要如下:(一)“全球城市”的崛起与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控制和支配世界经济运行的关键城市,因此高级的生产者服务业是“全球城市”最重要的产业;在“全球城市”内部,与高级的生产者服务业同时存在的,还有大量低等级的“非正规部门”。高级的生产者服务业和低等级的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全球城市”具有标志性的经济特征。(二)“全球城市”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就业部门、收入结构等方面的差距,使得城市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明显分割为特征鲜明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劳动力市场,两者共同促成“全球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全球城市”社会结构是否出现二元分化(或者称为“极化”)一直是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需要从国家发展形态以及政府管制的角度去研究上述问题,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特征与政府管制安排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全球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视角。(三)上海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并且是全球资本在国内的集聚盆地。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历经波折,但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途和潜力不容小觑。上海正在迈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上海的非正规就业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外来劳动力是其中的主体。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中的排名一直在上升,意味着上海与其他“全球城市”的联接强度日益紧密。(四)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市场因素与政府因素在塑造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几乎发挥同等的作用。特别是户籍因素,成为影响上海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上海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职业构成、行业构成和收入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力资本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差异,歧视性的管制政策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新加坡、香港、台北等“全球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比较,可以发现城市政府对外来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性管制是东亚“全球城市”的共性特点。(五)上海中心城区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心城区整体劳动力市场以及上海城市整体劳动力市场对应的职业结构变化、收入结构变化各不相同,有些符合“全球城市”劳动力市场“极化”的理论,但有些表现出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新加坡、香港、台北等东亚“全球城市”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构成变化与“全球城市”理论有关社会极化的预测并不一致,但收入分布都呈现“极化”趋势,与上海的情况大致相同。(六)“全球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反映的是城市产业转型以及政府管制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居住或活动的空间差异。上海外来人口的社会空间分异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上海整体劳动力市场、外来劳动力市场内部不同职业人群的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也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转移密切相关。上海社会空间是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子的双重夹击中重新塑造。“全球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直接后果是形成居住隔离和居住集聚。混合居住模式或许是解决空间分异与隔离的有效措施,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