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体制的逐步转型，迅速地消解着原有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挤压着传统的境遇空间，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和压力。各种社会思想争相涌现，传统的价值观、利益观、道德观等受到冲击，歪理邪说充斥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再加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偏颇”和“手软”，从而引发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因此，如果要想走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现代化道路，就有必要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此，本文基于阶级分析法、跨学科综合法、历史文献法，探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从理论上探讨揭示“社会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互动”问题，从实践上考察“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互动”问题，最终提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何为”的策略。从理论上看，社会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体现在“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此，社会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可以用“辨证统一”来概括。从逻辑关联看，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多元可能。社会现代化是意识形态有效引导的必然趋势，意识形态需要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如果二者的互动是良性的，那么有利于创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反之，则容易引发社会的摩擦与冲突，引发社会动乱，制约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实践上看，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探索期、城市化期和全球化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围绕社会现代化目标、社会公平、社会阶层、社会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不断的建设，为社会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然而，伴随着主体的“自我”缺失，社会现代化价值观的失效，外部环境的冲击，加上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划程度不够，整体协同程度不够以及有序成长程度不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四起”，表现为对指导思想、政治信仰、道德秩序、民族精神的不断冲击。如果任由主流意识形态遭受外部冲击，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等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政府权威效力失效等，破坏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实现。为此，基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有必要注重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首先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几组关系，主要体现在：正确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正确处理“内容稳定”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的关系；正确处理“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话语”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与“大众性”的关系。其次，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社会思潮预警机制；建立社会疏通引导机制；建立社会利益诉求机制；建立公民社会认同机制；建立社会价值转化机制。第三，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控制方法，主要体现在：注重硬控制和软控制方法互补；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相互结合；有形控制和无形控制相互交织；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相互贯串。最后，注重意识形态与社会现代化良性互动，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发展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社会思潮发展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社会层级结构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社会参与政治与意识形态良性互动。意识形态是国家的精神或灵魂，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保障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安全、稳步推进的战略需要。本文通过对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及建设研究，旨在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理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与时俱进；进一步统摄社会思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以保证我国后发式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