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年末首次被提出至今,得到了沿线各国纷纷积极响应。2015年,中国明确将同沿线国家一道规划建设中巴、中蒙俄、孟中印缅、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以下简称走廊国家)。作为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必要对中国与走廊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随机前沿分析法,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走廊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进行计算,并同时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对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为之后提出政策建议奠定基础。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方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定性的理论分析,一类是通过统计或实证进行的定量分析。而关于贸易潜力的研究,一部分学者倾向于测算贸易潜力的具体数值,另有学者侧重于研究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中国与走廊国家的贸易现状进行梳理发现,中国与走廊国家贸易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双边贸易以互补性为主,贸易潜力较大。因此本文分主、副两个模型对中国与走廊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进行回归。在主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计算贸易潜力大小并同时考虑影响贸易潜力大小的自然因素,在副模型(贸易非效率模型)中对贸易效率进行研究并重点对制度差异等人为可控的影响贸易潜力实现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中国与走廊国家2001-2016年的贸易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2001年开始,中国与走廊国家贸易效率总体在稳步提高,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平均贸易效率为0.81,仍有较大潜力可供挖掘。第二,不同经济走廊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各有特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贸易潜力最大,中巴经济走廊贸易效率最高。第三,影响贸易潜力大小的传统自然因素中,经济、人口、地理距离、语言和接壤问题对贸易潜力大小都有显著作用;而政府效能、政体水平、贸易自由度等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也被检验出是影响贸易潜力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应该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一带一路”的各利好政策;发挥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国作用,做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带动沿线各国提高政府效能和经济自由度水平,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差距,从而进一步扩大我国出口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