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937年是近代休闲观念、休闲方式全面传入和养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北平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休闲活动对于个体的重要意义,因而可以能动地从事休闲活动。　　在知识分子从事的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中,在公园这个空间内发生的活动融合了传统与近代的诸多因素。公园与知识分子在两个层面上发生关联:其一、在公园出现之前,知识分子是公园修建运动的主力推动者;其二,在公园出现之后,知识分子成为公园的最大受益者。　　一、公园开放的历史　　在帝制时代,北京是一个向高官显贵提供充足的休闲空间而忽视普通居民需要的城市。所有的园林都是属于私人的,公园的概念尚不存在。　　在近代思想的冲击下,北平的城市建设和休闲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而公园开放就是这二者结合下产生的一个后果。　　清末(1900-1911),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欧洲归国的知识分子率先传入中国“公园”休闲的理念,并通过论证公园对于改善市民精神状况,改变环境卫生的重要意义,呼吁在城市内修建公园作为市民憩息之所。随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正式引入了“公园”这个概念。在舆论呼吁的同时,国内有识之士开始了创建公园的实践。在全国兴建公园浪潮的推动下,20世纪初,北京民间出现了关于开放公园的点点呼声。此后,一些曾留洋国外的官员也提出了开放公园的初步设想。但是,这些触犯了皇家利益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行。直到1908年,北京才出现了第一座近代意义的公园——万牲园。因此,清末在北京出现的关于公园开放的讨论和实践是零星的、初步的。　　进入民国时期(1911-1937),北京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公园开放运动。较之清末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公园开放行为在数量上、类型上、分布上、和受益人群的数量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实现了从个别向纵深的发展。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为市政官员的主体,他们修建公园的努力得到了上层官僚和民间士绅的普遍支持。这样,在官方和民间两个维度的共同配合下,行政指导、民间筹款、舆论动员等方面同时发挥作用,最终形成了近代的公园开放运动。　　二、公园与休闲活动　　在公园建成之后,知识分子是公园的主要享用者。他们在公园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实现着个人无限的休闲畅游。知识分子在公园里赏花、品茶、读书;在公园里游泳、滑冰,休闲活动在公园这个空间里带给知识分子精神的愉悦和美好的生活体会。在这个向度上,公园为休闲活动向个体的内在化转变提供舞台。　　公园内的休闲活动丰富多彩,从形式上可以划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休闲活动体现的是中国传统休闲方式对内在的要求,其参与者以在传统文化氛围下成长的旧式知识分子为主;而动态休闲活动主要是指由西方直接传入的现代休闲活动,或者是在西方思想的侵袭下,被改造的传统休闲活动,其参与者更多的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　　静态与动态的划分与中西休闲思想的差异有直接的关联。不同的文化渊源派生出了不同的休闲方式,这也就是静态和动态的区别。中国人的休闲主“静”。对于中国人来说,休闲是心灵的驿站,侧重的是个体内在的人格修养、品德自省、精神审美等内容。而西方人主“动”,侧重的是身体的外在表现。在不同休闲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休闲方式更多的是书社、国画、书法、品茗、赏花、垂钓等内在的、相对静止的内容;而西方人的休闲方式更多的是游泳、滑冰、划船、骑马、等外向的、竞技性的,以肢体活动为主的内容。　　当然,静态与动态,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静态休闲活动也包括能被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时尚因素;而动态休闲活动中也包含从传统活动转变而来的内容。　　三、公园休闲活动的社会化　　知识分子在公园里会友社交,在这里发表自己的言论政见。在这个向度上,公园又成为休闲活动社会化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表达社会意识的载体。　　第一,公园休闲活动与社会经济从两个方面发生关系: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公园内的休闲活动,另一方面,公园内的休闲活动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宣传。　　第二,公园休闲活动受社会稳定情形的影响。　　第三,公园休闲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任务。许多社会观点在公园这种特殊的空间内,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许多表面上的娱乐活动被政治所利用,成为民众教化的媒介。　　第四,公园休闲活动体现休闲意识与群体活动方式的变迁。人们在选择公园,选择休闲活动的过程中,实现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公园的出现为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展现的舞台,从而使社会群体表现自主意识的方式发生变化。公民的身份认同、参政意识、城市归属感都在这个小天地里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