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卜辞中出现的“羌”人表现活跃,与商人的互动频繁。此时期的“羌”本是商人对于疆域西部一些异族人群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泛称,并非是一个自称为“羌”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在与商人频繁的互动过程中,称为“羌”的人群结成部落联盟,并产生自己是“羌”的族群认同意识；西周时期的甲骨和金文中几乎找不到“羌”字,在文献资料中也鲜见羌人记载。作为辅佐周人灭商的功臣,羌人地位提高,便回避了“羌”这个蔑称,并与周人世代联姻,代表女性羌人的“姜”字遂成为其姓氏。出自商朝羌人系统的申、吕、许、齐四个姜姓族成为贵族,到周朝末逐渐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出自商周羌人系统的“羌”在此时期大部分融入华夏,未融入华夏的“羌”为更多的“戎”称所代替。两汉时期的“羌”人主要是华夏对于分布于河湟地区的土著人群的泛称,他们与商周时期的“羌”人并无渊源关系。这一时期由于汉王朝向西部拓展疆域侵犯了河湟羌人的生存空间,引起羌人的反抗。两汉时见诸于史料的河湟羌落有数十种,经常联合起来与汉王朝作战,战败的羌人大多被强制性徙入塞内,分散安置于西北各郡,有些还深入关中三辅地区。羌人腥风血雨的内迁运动贯穿东汉一朝始终,约有一百多万羌人徙至汉朝边郡及内郡,河湟东部地区遂为东汉王朝占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大多出自两汉羌人系统,主要分布于凉、秦、雍、益四州及河湟塞外地区。这一时期羌人的迁徙形式、规模与两汉时期又有不同,主要表现为随各割据政权力量消长而辗转流徙,族群成分单纯是羌人的人群迁徙活动很少,见诸于此时期史料中的羌人迁徙大多伴随着其他种族的人群,例如羌汉、羌胡、羌羯、氐羌等等。羌人的族群意识逐渐弱化,可辨识的种落的数量减少,许多羌人成为新的华夏。到北朝末期,北方的羌人渐渐消失于史料之中,而益州西北部的羌人则仍保持着羌人的族群认同。在西汉之前河湟羌人与匈奴就已有往来,匈奴对羌人的征服和奴役激发羌人族群意识的觉醒。匈奴亦经常裹胁羌人与汉王朝开战,处于北方匈奴与东方汉帝国之间的羌人族群认同逐渐加深；羌人为争取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与汉王朝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平羌乱,汉王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困窘,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来筹集军费,亦说明羌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否则无法支持如此长期的战争；河涅羌人的经济生业主要是农牧兼营,不同的区域有一定差别,河湟谷地的羌人农业经济水平比较高,非简单的粗放农业。高地居住的羌人则是单纯的游牧经济；徙入内郡后的羌人转化为自耕农,接受封建统治,但其族群意识的转化要比其经济模式的转化慢,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王朝的治羌政策有关,汉王朝将击败的羌落徙入汉边郡及内郡,虽分而治之,但又各依其俗,有利于羌人族群特征和族群意识的保持。在治羌的过程中,汉王朝统治者采取血腥、暴力的屠杀使得羌人空前凝聚和团结,自我认同意识亦空前深化。两汉时期亦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汉”人的凝聚力在两汉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在大汉民族主义氛围中,羌人被歧视被边缘化,汉人的这种视角亦促进羌人的凝聚。至东汉末羌人己形成一个自我认同为“羌”的类似于民族的人群共同体,其羌人认同意识亦延续至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羌人是各割据政权极力争夺和拢络的对象。曹魏和蜀汉为争夺羌人经常发生战争。羌人对于割据政权开拓疆土特别是控制西北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五凉政权能割据河西,雄踞一方,与羌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有极大关系；十六国政权中有半数以上控制过河西地区,羌人与当地各族人群一道“徙石为田,运土殖谷”,为河西的开发做出巨大贡献；后秦姚氏政权是羌人建立的政权,姚氏乃河湟烧当羌人后裔,经历数次转徙及效力于不同政权。姚氏一族汉文化素养很高,建立政权后大力尊儒崇佛,极力使自己成为华夏。姚兴已与汉人无异,其政权也是延续汉族封建统治的政权,并无羌人特色,羌人族群意识已经弱化。与姚氏集团一样,许多羌人亦是这样成为了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