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刑法学界在关于犯罪论体系重构抑或完善的讨论中,显露出诸多问题——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概念再次处于争论的漩涡;而犯罪构成一直为中国刑法学之理论硬核,中国通说体系中处于首位的犯罪概念与紧随其后的犯罪构成究竟是何等关系,中国刑法中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概念能否经过“奥姆剃刀”之检验后继续存在,单凭犯罪构成是否足以担纲甄别犯罪之重任?凡此种种问题,本文尝试予以回答。就宏观整体而言,中国犯罪论体系与德日犯罪论体系呈现不同之结构特征:中国犯罪论由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以及犯罪特殊形态三大部分组成,而德日体系则呈现该当—违法—有责阶层递进体系与犯罪特殊形态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德日体系中并无犯罪概念之显型构造,如若仿效德日阶层体系重新架构中国犯罪论体系,对犯罪概念之体系地位无疑应予重新界定。以此为问题域,本文对域外的犯罪概念及其分类予以了考察,从立法、司法和社会三个层面,分别论证了中国现阶段犯罪概念采既定性又定量模式、尽量限缩犯罪圈的小刑法模式之合理性,证明犯罪概念(包括刑法但书)具有重大之实践价值。既然我国刑法典以犯罪概念及但书的形式确立了认定犯罪之宏观标准,而由总则和分则又共同塑造了犯罪构成——确立了认定犯罪之具体标准,于是从严格的刑法解释学之角度,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我国刑法中存在着“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之双层次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之刚性要求,余下的问题便是如何从解释论上进一步澄清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二者之关系。循此思路,本文分如下几部分渐次展开:(1)对中国刑法学界目前关于体系问题的讨论予以了回顾,复述了重构论与完善论两大基本理路,归结出论争焦点之一——犯罪概念之存废;(2)考察和比较其他国家刑法中犯罪概念及其分类,归结出单纯定性模式与既定性又定量两大基本模式,进而论证中国刑法采“小刑法”模式之阶段合理性——即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的量,方才可能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刑事司法之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顺应了此模式,而中国社会大众对犯罪秉持的根深蒂固之憎恶观念也与此密切关联;(3)尝试将通常教科书中往往被务虚化论述的犯罪概念,重新纳入刑法解释学的视野,以“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双层次递进标准重新诠释二者关系,着重肯定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皆为法律标准——作为从不同层面考察认知犯罪的不同标准,二者并不矛盾冲突;(4)指出犯罪概念及其所蕴含之社会危害性属性,并非“超规范”而是本身就系规范之明文规定,对其之司法运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具有实践品格也当属一种规范判断。在刑法基础理论对犯罪论之构造及完善方面,应当在犯罪概念的指导下坚持对犯罪构成及其要件作实质解释。如上四点内容,分别对应于文章的第一至四章。经过此番论述,结论自然蕴于其中:中国刑法典本身便型塑了由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组合而成的犯罪认知体系;在今日中国国情与生活态势下,作为通说性的刑法理论并未失效,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概念辅之以犯罪构成为主干的整个犯罪论理论体系,实则已经为大量常发案件以及部分疑难事案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路径。通说犯罪论体系中的犯罪概念,实则发挥了适法分流、大类定位的认知识别犯罪之功能;而以社会危害性为论域,业已为参与刑事活动中的各方主体搭建了一个可资对话与商谈的话语平台。司法者循“犯罪概念—犯罪构成”模式诱导,能够使静态的刑法文本准确切入鲜活事案,从而为依法办案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犯罪概念及其涵蕴之社会危害性所具备的实践品格尤其值得重视——刑法典明确定义了犯罪概念,司法者“依法”首先前置性地被要求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但按但书的规定也可能后置性地排除部分涉罪轻微行为;随后,司法者再次进入刑事违法性判断,并着重考察犯罪构成符合性。此一往复过程,无论出罪入罪,其实亦是在同一规范平面内进行的合理合法解说,最终也方才合情、合理亦合法地实现有情大众对于正义的企盼。本文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历史考察、概念分析与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体系问题讨论中重构论与完善论之不同理论倾向,析分出对中国刑法犯罪概念所持的不同态度,从立法、司法和社会三个层面分别考察并论证了中国刑法对犯罪既定性又定量的阶段合理性。立足于中国司法实际运作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构建兼顾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双重目的、符合经济性原则的“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双层次递进体系,便是本文的主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