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费舍尔”争论迄今,德意志帝国及其木代君主始终成为集中探究和沟通所谓“德国历史连续性”的理想题材。德国乃至西方史学界为此反复追问,帝国及其遗下的习惯与结构,尤其威廉二世这位帝国后半叶毋庸质疑的人格化象征与后来的纳粹运动间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与制度关联?本文同样关注这种历史连续性,但从相反方向指出,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它既是普鲁士传统的延续,也是德意志传统的最集中、最现代的自主发扬,任何过分围绕纳粹魔障展开的两极化解释架构都不足以解释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借鉴国外学术界研究重要进展,运用心理—政治史研究方法,剖析威廉二世的生理、心理特质和执政理想,由此出发,通过追问皇帝在特定权力机制和环境下发挥的实际影响,明确他在彼时德国政治生活乃至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历史中的地位。正文分三章。第一章简单介绍威廉二世的难产噩运、家庭关系及成长过程,剖析其双重的生理和心理特质,指出其复杂政治理念的形成和内容。第二章关注威廉二世的内政政策。首先在篇前简要剖析帝国的权力结构,然后分别从权力结构变动和社会政策运行两个层面阐明威廉二世对德国民主化和社会化进程的主观或客观影响,指出“集结政策”观点的片面性。一方面,主要以牺牲相权为代价,从继位到1897年威廉二世在宫廷随从协助下逐渐建立了所谓“个人统治”,从1897年到1908年是“个人统治”运行时期,随着“个人统治”失败,1908年以后皇帝逐渐退出了政治前台,责任政府、国会和舆论等多元权力因素得到空前壮大;另一方面,在皇帝一如既往的直接支持或默许下,社会政策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持续进展,在物质救济层面取得进一步深化之外,公权首次主动介入企业内部并强化了有组织工人的维权能动性,标志着德国劳资关系变革的真正开端。第三章讨论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指出“社会帝国主义”观点的片面性,着重强调皇帝的国际政治理念以保障正常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耀为出发点,与纳粹时期完全以征服和掠夺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歇斯底里无法相提并论。论述以历史进程为轴,首先指出从俾斯麦下台后到1897年前后,威廉二世支持或默许了弃俄亲英政策,但由于英国态度始终含糊,双重人格特征和政治理想促使他逐渐转向以挑战英国利益的方式证明德国的结盟价值;其次,世纪之交的德英结盟谈判失败后,皇帝的“强迫结盟”办法为以宰相比洛为代表的新旧仇英精英利用,比洛本人的阴疑善变和缺乏远见更成为德国陷入孤立的主因;最后,皇帝在比洛下台后多次支持贝特曼在国际冲突中采取妥协立场,还延缓了海军建设。然而积重难返,突发危机之下,军方的强硬立场和法俄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仍推动了大战的不幸爆发。文章最后总结帝国政治难题与皇帝决策空间的关系,对“个人统治”还是“影子皇帝”的争论做出回应,并对威廉二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给出自己看法。文章认为,威廉二世的施政实践促进了德国工业化、阶级协调和文化繁荣,其敬畏社会舆论的态度、直接面对平民的统治方式和客观上对国会势力增强的帮助,为魏玛民主政体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基础。如排除大战因素,威廉二世的遗产是开放的,与第三帝国并无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