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点。然而伴随着立法主体的扩充，包括原49个“较大的市”在内的全体“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都被牢牢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上，如何准确理解《立法法》第72条所规定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是有效防止地方越权立法，完善地方立法体制的关键。原49个“较大的市”自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解释三类事项规范内涵的重要素材。为此，本文将通过对原49个“较大的市”已制定地方性法规涉及事项的分类统计，来明确新《立法法》中三类事项的规范内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考察“三类事项”的权限限制会对原49个“较大的市”的今后的立法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除引言之外，第一部分介绍了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地市一级立法权限的演变过程，梳理《立法法》、《地方组织法》以及其他中 央立法对“设区的市”的事项权限的限制。　　第二部分基于49个原“较大的市”过去33年中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对“较大的市”立法所涉及的事项领域，以及“三类事项”在过去“较大的市”立法中的具体体现进行统计分类。　　第三部分利用以上统计的结果，对三类事项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具体指向的领域进行分析，明确三类事项的规范内涵。　　第四部分回顾在2015年原“较大的市”在《立法法》修改后对其2015年之前所制定的立法计划的实施情况，考察原“较大的市”对三类事项规范内涵在实践中的回应。　　第五部分总结梳理“三类事项”的规范内涵在实践中所对应的立法事项，并分析通过普通法律的修改，发展《宪法》中地方立法制度规定的《宪法》发展路径。我国的法制发展正在发生从“有法可依”到“精细立法”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