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政策在保护农产品贸易发展、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根据WTO的要求以及我国的入世承诺,我国需要不断降低农产品关税税率、削减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减少农产品“黄箱政策”的国内支持措施。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将会不断提升,各国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扩大,冲击会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用来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发展、应对国外农产品竞争与冲击的进口贸易政策的调整变得相对困难。因此,如何在外部冲击与内部限制的情况下有效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保护水平,更好地保护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以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和国内支持政策为研究对象,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的过程中,将Anderson-Neary贸易限制指数的小国模型扩展到大国开放经济中,构造测度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和国内支持政策保护程度的贸易限制指数模型,并对我国2001-2011年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和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保护结构以及政策改革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度量,同时,实证检验了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和国内支持政策保护水平及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的原因,为我国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本文研究的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主要包括关税政策、配额政策、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制度、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以及禁止进口管理制度,通过对我国221种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策的研究发现,与2000年相比,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的保护水平显著下降,而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市场准入政策的保护水平又出现明显提升,到2011年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我国对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的保护也逐渐放松,保护水平下降。同时,从保护结构看,现阶段对受非关税壁垒政策约束商品、中间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消费者导向产品以及畜产品的贸易政策的调整对调节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的保护水平更有效。而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保护水平和结构变动的基础经济因素主要是农产品增加值、关税率、农产品竞争力指数以及汇率水平。此外,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改革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农产品关税的边际成本为负,而非关税壁垒政策的影子价格为正,这说明我国降低关税率、增加配额量的市场准入政策改革会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而本文关于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内支持政策造成的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偏差入手,通过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7种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测算了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结构及效应等。研究表明,与2000年相比,2001-2011年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保护水平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从保护的政策工具结构看,近年来对生产者的保护水平上升最快,但是中间投入品的保护水平对整体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贡献最大。而从保护的商品结构看,畜产品的保护水平不仅上升最快,而且对整体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的贡献也最大。而造成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水平和结构出现较大波动的主要基础经济因素是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生产成本、消费者价格、中间投入品价格以及竞争力指数的变动。而我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变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者价格、生产者价格以及中间投入品价格的边际福利效应体现的,其中,我国消费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的边际福利效应均为负值,这说明使得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提高的国内支持政策改革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中间投入品价格的边际福利效应为正值,即中间投入品价格提高的国内支持政策改革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