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二十世纪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发展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简称“体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且意义深远的。1930年代,受国内政治运动及“左翼戏剧”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话剧开始“走俄国人的路”。从这一刻起,“体系”就逐渐成为中国话剧舞台演剧的正宗。因而,如果要系统研究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深刻观照“‘体系’在中国”这一宏大的课题。本文的核心意旨便是系统考察“体系”对中国话剧演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分时期研究“‘体系’在中国”这一课题:第一,“体系”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理论接受情况;第二,中国戏剧家是如何运用“体系”去从事舞台艺术创作的;第三,中国戏剧家是如何发挥主体意识,通过“体系”来建构本国的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第四,学习“体系”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话剧演剧的发展又造成了怎样的特殊影响。文章主要包含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课题的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创新。本文的研究并不停留在梳理史料、罗列“体系”译介层面,也不局限于描述各时代的“体系”研读与论争情况,而是在此基础上,解析“体系”对中国话剧演剧建构、发展的深层影响,审视各个历史时期戏剧界在学习实践“体系”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问题,以及对应的反思和整改。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从中国话剧的起源开始,爬梳“抗战”之前话剧舞台艺术的特征及存在的病症。以此证明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中国话剧迫切需要通过接受“体系”来规范演剧,提升舞台艺术品格。第二章聚焦抗战时期出现的“体系热”现象,描绘戏剧界广泛研讨“体系”的全貌;同时,把代表当时演剧最高水平的重庆话剧舞台作为观测点,剖解戏剧家借鉴“体系”导表演创作规程与方法,提高演剧质量的具体体现;以及他们有意识吸收民族戏曲的方法手段,构建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有益尝试;并指出因片面理解“体系”所造成的误读给中国话剧的发展埋下了长期不能根治的隐患。第三章关注共和国“十七年”全面学习“体系”的热潮,从苏联专家的教育培训活动、“体系”相关文献的译介及戏剧界争相践行“体系”演剧方法等方面,阐释“体系”对于话剧演剧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解读“体系”在该时期政治左右文艺的背景下,如何走向“独尊”,又如何一步步陷落,最终被无情扫荡的曲折历程;而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代表的话剧院团及导表演艺术家如何在“体系”基础上思索、创建符合中国观众审美趣味的演剧学派也是这一章的重点论述内容。第四章立足于“新时期”,综合描述戏剧界在“文革”浩劫之后如何拨乱反正,积极恢复“体系”,并努力勘正“十七年”创作误途的过程;揭示由于“二次西潮”的影响,戏剧家矫枉过正,拥抱西方其它演剧流派而冷落“体系”所造成的新的危机;总结部分戏剧家在“兼收并蓄”的综合戏剧观念指引下,充分吸收东西方演剧方法,创造话剧民族演剧体系的重要成果和经验。结语部分针对当下话剧舞台普遍存在的种种劣习,提出中国话剧依然需要“体系”,并说明“体系”本身具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可以帮助中国话剧演剧走得更高更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