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人是一个流浪、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大致在16世纪早期来到不列颠岛。生活在英国的吉普赛人携带着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民族风俗,也保持着迥异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英国文化“他者”,吉普赛人的形象频繁出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中,参与和塑造着英国的文化“自我”。他们身上折射着英国人的文化焦虑与寻求突破的欲望,这体现在流浪书写、性别气质想象与英国民族身份构建三个层面上。对吉普赛人流浪的生活方式,在英国人中存在憎恶与向往两种态度。一方面,在狄更斯的《老古玩店》、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作品中,吉普赛人背负着偷窃欺骗、扰乱财产关系、游手好闲等诸多骂名,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堕落野蛮人”;但另一方面,吉普赛人又在一些作品中被赋予了浪漫色彩,如马修·阿诺德的《吉普赛学者》就将吉普赛人描绘成对抗资产阶级文明的“高贵自由人”。在沃尔特·司各特的《盖伊·曼纳令》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等作品中,吉普赛人融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为一体,成为“双性同体”的自然存在,动摇了英国主流文化中僵化的二元对立性别模式;与此同时,吉普赛人也为女性逃离传统女性气质提供了一个异质空间,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文学中,“吉普赛式”的女主人公形象往往是女作家们表达自我冲动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融合过程中,吉普赛人既是生活在英国“内部的他者”,又经历着与英国人的身份杂糅,以上矛盾性也反应在文学作品中。在有些作品如《爱玛》、《西班牙的吉普赛人》中,吉普赛人被描写成威胁英国统一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遭受着驱逐和迫害;而在另一些作品如《盖伊·曼纳令》、《奥兰多》中,吉普赛人的记忆和血脉则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他们开始在主流社会文化中发挥作用,是构建更为真实的英国民族身份的组成元素。在英国作家的想象中,吉普赛人具有让人痴迷的矛盾性,既是扰乱稳定秩序的不和谐因素,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表达个体解放与民族认同的出口。然而,真实的吉普赛人也被掩埋于这种神话和虚构之中。对这些吉普赛人形象加以分析研究,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透视英国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吉普赛人在英国历史中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