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爆发和冷战局势的变化,推动了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和发展,导致其组织结构、情报职能和情报工作开展等方面的变革。特别是在冷战的关键节点,即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激起了美国对情报改革的热情。通过研究冷战变局下中央情报局的历次重大改革,可以窥探冷战局势变化对历次改革的内容和侧重点的影响,评析历次改革的成效,有助于揭示美国情报改革的发展特征。冷战开始后,美国为在冷战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为解决中央情报组的立法问题,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了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局长身兼两职,以中央情报主任的身份管理情报界,以局长身份管理中央情报局。新生的中央情报局在组织结构和情报评估工作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朝鲜战争也增加了美国对隐蔽行动的需求,白宫和国会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改革。史密斯重点改革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部门和隐蔽行动执行部门,中央情报局的职能得到优化,组织结构基本定型。冷战中期,美苏关系向有限缓和转变。尼克松总统为兑现和平红利,决定削减情报成本,提高情报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加强中央情报主任在情报界的作用。依据尼克松的指示,三任局长相继对中央情报局的人事、情报活动、情报分析工作和情报需求评估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削减了情报成本,提高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和情报评估的质量。但由于中央情报局被“水门事件”、“家庭珍宝”、情报失误缠身,导致国会对其长达一年的调查,因此,加强中央情报主任在情报界的权威这一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非常有限。在冷战终结的冲击下,美国国内情报改革和削减情报预算的呼声四起,总统和国会对情报改革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支持情报改革。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一方面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转变了情报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对情报界的管理、情报分析、情报收集和对军队的情报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加强了中央情报主任的影响力和作用。白宫与国会合作,促成了《1992年情报组织法》的颁布,在法律层面加强了中央情报主任的权力,取得了比以往都大的进展。纵观冷战变局下的美国情报改革,其总体发展趋向是加强情报界的协调与合作,促进情报界由“烟囱式”结构向“一体化”的转变。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总统、国会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的配合是情报改革取得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而冷战局势的变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于情报改革的热情,并从根本上制约着美国情报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影响情报改革的内容和侧重点:冷战初期,改革侧重组织结构重组;冷战中期,侧重削减情报成本和提高效率;冷战结束后,侧重转变情报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