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史上的唐宋之争，一直是以此消彼长，互不相服的态势而并存。究其发端，唐宋之争兴起于南北两宋交接之际，发展至元时，已是唐宋之争的成熟期，几乎覆盖了整个元代文学史。宗唐派以元好问“以诚为本”论，戴表元“宗唐得古”论为代表，所宗之“唐”也并非专宗盛唐，主张师承百家，博采众长，学习唐以来所有有成就的大家名家，主要以性情、格律而见长。宗宋派以方回“一祖三宗”论，刘将孙“平淡自然”论为代表，在理学思想这个大的背景下，主张师法江西，善于用事，工于锻炼，崇尚艰涩瘦硬之诗风，以奇崛见长。戴表元“宗唐”之时，也主张讲求技巧；方回“一祖三宗”的“一祖”即是以杜甫为宗主，因而两派之争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以王义山、刘壎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团体的产生——折衷唐宋派。折衷唐宋派致力于将性情与理学相结合，将江西诗风和晚唐诗风相杂糅。发展至中后期之时，以虞集、杨维桢为首的主唐“性情论”盛极一时，为明清诗学“崇唐抑宋”开启法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宋诗的消亡，以王阳明“心性说”为首的主宋之音正是以一种相对沉寂的姿态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诗学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