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手段,有效率的投资是为企业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源泉,而无效率的投资则会侵蚀股东财富。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投资速度和投资规模都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然而投资效率却一直低下。非效率的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形式,过度投资是指企业超出了正常投资水平的正向支出,而投资不足则指企业投资的水平低于正常的投资支出。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得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为严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生力军。由于我国的中央企业一般具有较大的企业规模,多元的投资方式并且垄断性和公益性较强,使得过度投资的现象在中央企业中也屡见不鲜。这种非效率的投资不仅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经营短期化,重复建设,更会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改善中央企业中存在的非效率投资的现状,2010年1月1日起,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一项新的考核政策,在对央企负责人的考核中增加了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指标,并且该指标的考核比重达到40%。经济增加值这一指标相对于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具有着显著的优越性,其不仅考虑到了企业投资所付出的资金成本,同时也对企业的投资收益进行了更加合理和规范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央企负责人带来了必须更加理性的投资的压力,有效抑制央企负责人盲目投资,盲目扩大规模的不良动机。对于这一举措的实施效果,已经有少数国内学者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这一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并且研究的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因此,本文以央企负责人实施EVA考核为契机,实证分析了这一政策制度实施的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了EVA考核对于不同地区的央企是否具有不同的治理效果。从而为政策的完善提供进一步的实证证据。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从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理论进行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2年4年沪深两市A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回归出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从中筛选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样本,实证检验了EVA的实施效果,并选取具有相似产权背景的地方国企作为对比样本以提高研究的稳健性。实证证据显示,EVA业绩评价的实施对于抑制央企过度投资现象起到了有效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外部治理环境,将央企样本划分为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组以及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组,研究EVA在不同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发挥的作用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实证检验的证据显示,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EVA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EVA发挥了替代治理作用,有效改善了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对央企过度投资的加剧。为避免系统偏差,本文在实证检验的最后增加了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亦支持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扩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既有理论,为国资委颁布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为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研究内容上,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文献的研读和综述,关注到就目前来讲,对于EVA相关的研究领域大量集中在EVA的价值相关性,将EVA与传统财务指标进行比较,探索EVA本土化的效率和效果；而对非效率投资领域的研究则是集中在动因和治理两个方面,在其治理措施方面,相关研究围绕债务契约,薪酬激励以及股权结构方面,然而从绩效评价和政策监督的角度却极为少见。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EVA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但研究文献并不多见,有关基于EVA的业绩评价机制也在不断修订。本文从绩效评价这一角度探究EVA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能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研究角度较为新颖。第二,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在研究EVA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关系中考虑到了外部治理环境。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特殊的治理环境通过影响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影响着企业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研究央企过度投资的问题中,必须考虑外部治理环境的差异,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实施都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当因地制宜,才能使政策发挥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