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控制的矛盾，一直主导着大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以往强调从国家本位或大学本位来解决两者矛盾的努力看来难以奏效，因此，本研究试图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治理理论来解释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三者关系进行重构。 本研究从追溯大学发展的历程着手，呈现了自中世纪西欧大学诞生之日起，在教会与世俗王权的权力夹缝中所争取来的各种自治特权，在不同国度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中延续生长，演变成为各具特色的大学自治模式，如英国的学术法人式的自治模式(学者主导型)，德国的行政法人式自治模式(国家官僚与学术寡头相结合)，美国的外行董事会式的大学自治模式(市场调节为主)。大学自治模式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符合大学内在逻辑对学术管理的要求。但是大学自治从来不是绝对的、完全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实际上，大学自诞生之初，便免不了要受各种力量的影响。首先是来自教会对大学的干预，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的统治地位，大学受到教会的控制便不可避免。 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教会对大学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民族国家作为一股新崛起的力量开始加强对大学的影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主要有两种基本型态：一种是国家控制模式，主要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另一种是国家监督模式，这是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传统。国家对大学实施干预确实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这并不表明国家可以全面地干预乃至控制大学。国家干预本身也会失灵，而且国家干预失灵”的后果往往更加严重，因而国家干预也存在限度与边界。 正是鉴于大学自治与他治都存在边界与限度，本研究试图走出常规范式，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解释框架。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治理理论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视角与出路。治理理论强调将公共事物的管理权限和责任，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西方国家鉴于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将治理理论作为指导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核心原则，从西欧的英国开始，一直到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再转向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掀起一场治理变革的浪潮。西方大学的治理变革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大学治理结构层面的变革，即治理过程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大学)之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二是治理工具层面的变革，也就是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政府、大学、社会)为了实现治理目标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方式和方法。三是治理能力层面的改革，“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或大学如何在治理机构出现多元化的背景下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最后，本研究还针对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依据治理理论，从治理结构、治理工具与治理能力三方面探讨了大学与国家关系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