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中股东作为委托人通过与职业经理人签订合约的方式把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基于股东拥有资本资源和经理人具有能力优势，双方走向合作，又在合作中对企业有着不同的控制安排。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代理成本，“减少代理成本”一直都是热点话题。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研究也一直都是学术界、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研究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上市公司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日益加快，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面对的业绩成长性压力也倒逼着薪酬制度的改革和大股东增减持的改革。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及利润增长情况是二级市场能给到公司估值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股东需要通过股价上升和利润分配来获取投资收益，因此维持良好的业绩是关键。目前，已知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普遍的做法是提高薪酬待遇，以此激发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带领团队完成预设目标，并最终体现在公司财务报告的业绩增速中。
　　通过增加高管薪酬来提高公司业绩这一做法，值得关注的是影响的效率，即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变化情况。当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的时候，提高高管薪酬对于提升公司业绩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如果将薪酬业绩敏感性水平提高，那么达到相同公司业绩所需要支付的高管薪酬绝对值可以减小，从而减少代理成本。
　　“股权集中度”作为影响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一个因素被学者们引用在实证研究的模型中，通常作为模型的一个控制变量，停留在定性基础上的研究，而且结果并未得到统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以2015年至2018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最后选出符合筛选条件的405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全体高管薪酬总和的对数、股权集中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实证模型进行以下检验:先对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相关关系进行基础研究，后按照不同企业性质分类定量研究该相关关系的影响效应。
　　经过实证研究分析，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为总样本的检验结果是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当股权集中度处于较低水平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且随着股权集中度逐渐上升，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也有所上升，但当股权集中度到达一定程度后，股权集中度进一步上升，会使薪酬业绩敏感性逐渐减弱。
　　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将总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做进一步研究，由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且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性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样本中外资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倒U型”曲线的极值点对应的股权集中度大小不同，并得到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35％左右最为合适，民营企业较之高出五个百分点。
　　基于所得结论，本文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及优化薪酬体系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调整股权结构、加强外部监管、完善公司治理和规范信息披露四个方面。鉴于本文只是基于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成果，尚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在选取公司高管薪酬时未对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