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目前中国GDP总值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强势占据世界第二。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众多环境问题逐渐暴露,指引我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认识不断深化。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新常态重要判断,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我国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为在政绩考核中获胜而降低环境和安全标准的发展现状使得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凸出,也进一步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探讨我国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能否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足够的环境空间很有必要。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较为抽象,怎样衡量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约束又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约束机制、生态承载机制以及生态倒逼机制三方面探索生态环境约束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内在机理,并更深层次地探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是本文的创新点。此外,本文依据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评价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指标体系,据此测算得到2005-2015年我国30个省市以及285个地级市的生态承载力大小,利用普通面板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析生态承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及变化趋势。实证结果表明:省级面板数据下,生态承载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展现出倒U型关系,门槛值为1.416。而在考虑空间特征时,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除了展示之前普通面板的倒U型关系以外,也表现出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滞后因子显著为负的邻近竞争效应;当样本为地级市面板数据时,生态承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呈U型关系,门槛值为1.400,并表现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此,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四大方面:发挥外资“外溢”效应、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加大科研投入以及因地制宜制定兼顾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