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一套以“情”为宇宙本体的唯情论。他的唯情论分为以世界本体为虚无与以世界本体为实有两个时期,并以后一时期为主。在后一时期的唯情论中,存在着一个散落在各种表述中的美学理论,它以唯情论为依托,附着于总体唯情论的基本框架之中,可以被称为“唯情美学”。朱谦之“唯情美学”的生成,依托于经验与理论两条路径。就经验路径而言,他的后期唯情论与唯情美学皆产生于虚无主义带来的人生观危机。这使得他的美学理论从目的论上是为解决人生与社会问题服务的,从而使他的唯情美学构成了他的唯情论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践性环节,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生与社会问题的道路。从理论路径而言,他为宇宙设置了一个体用无二、物我合一的“情”作为本体,“情”是一股不可分割、永不停滞的“真情之流”,是非理性的。但朱谦之要向世人言明这一真相,就不得不使用有区分的理性语言,这就造成了朱谦之唯情论以理性言说非理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意象”这一概念,以其暂时性与中介性的含义提示人们摆脱理性思维的桎梏。“意象”的暂时性与中介性含义,是朱谦之在这一词语近代含义的基础上,化用《周易》中“象”的内涵,引介柏格森的image概念建构出来的。在建构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朱谦之还以体验的方式,建构了一套美学理论,并得出“美是意象”的结论。这套以唯情论为基本架构的美学理论是依托于《周易》阐发的。他的《周易哲学》以《周易》为依托,借助一个历时性的阐释系统,引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建构了一套肯定世界真实无妄的非理性唯情论体系。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朱谦之对《周易》的阐释建立在他将《周易》视为“文本”而非“作品”的基础之上,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前理解,而且充分地利用了文本自身与其他文本间形成的开放式关系。朱谦之的这一阐释方式与言说方式,出于其解决人生观危机的需要,最终归结到建构普遍理论的学术关怀,这不仅使得他在融会中西上区别于新儒家,而且也使他的《周易哲学》在近代易学史上占据一种独特的地位。唯情美学既讨论了美的本体,认为美的本体是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真情之流”,也讨论了美的现象,认为美的现象是从“真情之流”这一本体自然流出的“意象”,为了强调这套美学理论以相信与信仰为前提,他甚至提出了“美即情,美即神”的论断。在这一总体性论断之下,他还将“美即充实”“美即乐感”融入其中。朱谦之所走的,是一条审美化的道路,在以唯情论为依托的唯情美学之中,他发展出一套“复情”的美育观,这一美育观肯定人的本性是“情”,是“善”,提倡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不断使人摆脱不合理欲望的束缚,不断回归到“真情之流”本身。除此之外,朱谦之以“情”的普遍性提出了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在这一理想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不存在剥削与压迫关系。为了实现这一乌托邦,他艰难地在组织化与去组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提出“真情的政治”的主张。在这一“真情政治”之下,人人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无功利地自由劳动,因而心生乐感,并由此生发出美感,从而使其政治乌托邦带上一种审美化的倾向。为了实现这一人人能够自由生存与发展的乌托邦理想,朱谦之提出了以艺术为法则、以音乐为核心的社会重组模式,提出了一个艺术共和国的理想。朱谦之的这一理想,虽然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却是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间的关系倒置的结果,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与传统的大同思想、无政府主义相混杂的思想史图式。唯情论、唯情美学、审美乌托邦理论、美育观四者的关系在于,唯情美学构成了唯情论的最后环节。同时又因为朱谦之的个人自信与建构普遍理论的关怀,他将个人的逻辑上升为历史的逻辑,从而使他对世界“美”的认知构成了他对理想政治的追求。由于世界的本质是“情”,而“情”是美,因而作为历史终结的人类完善制度也必将与“美”相关,由此推出了他的审美乌托邦理论。由此来看,“美的乌托邦”与“艺术共和国”正是朱谦之唯情论与唯情美学的终点。同时,他将审美乌托邦的实现寄托于个体人性的自我实现,而人性又为“情”,“情”又为“美”,因而以“复性”为目标的“美育”就成为了他的政治实践论。由此,他的美学就不再是一种单独讨论“美”的自足体系,而是作为一种关涉现实与理想的道路存在。朱谦之唯情美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借助西方与中国共有的非理性资源,回应了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对理性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普遍质疑。在质疑西方理性主义的过程中,他大胆化用中西两方面资源,从而无意中建构了一个双方得以沟通与交融的论域。虽然这种沟通与交融是浅层的,且充满了朱谦之个人的误解,但这一共同话题的开掘,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开拓了空间,也为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特别是明儒心学找到了得以继续留存于现代的意义证明。但同时,朱谦之又与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不同,他的理论建构并没有背负复兴传统的沉重包袱,他在唯情论中化用传统资源并非要复兴传统,而是自由无碍地借助中西两方面资源,建构一个普世的世界理论。无论中西,任何思想资源在他的眼中都只是材料。最后,朱谦之的唯情美学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窥探五四时期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一视角虽然充满个人化色彩,但也正是因为个人化而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朱谦之通过唯情论及唯情美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个例:当传统的思想与道德秩序因现实的苦难受到挑战而土崩瓦解之时,五四的知识人面对纷繁负责的思想市场,如何在其中取舍资源,以重构自己安身立命的思想秩序与价值体系。这一个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为我们理解五四时期的思想图式、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困境,与三十年代思想界大规模地左转与布尔什维克化,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视角。在这一意义上,朱谦之的唯情论及唯情美学虽然充满怪诞色彩,但却具有普遍的时代与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