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动力转换、发展速度换挡和发展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平稳过渡是我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有效的留住人才，最大限度的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换取企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促使员工为企业高效服务并非一味的监督，而应趋于激励，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股权激励作为企业留住和吸引核心人才的长期激励体制，正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和管理者短视行为，进而提升“生产率”的有效手段之一。
　　因此，本文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试图探索股权激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股权激励“生产率效应”的路径机制。本文以2010-201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行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备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均能显著的提升股权激励的“生产率效应”；股权激励对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具备着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存在着反向抑制作用，且整体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股权激励行为不仅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提升企业员工素质水平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能通过诱发企业高管的过度投资行为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的“生产率效应”的研究框架，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探索了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与股权激励对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证明：在企业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方面，限制性股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显著优于股票期权；企业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完全的正相关性，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相较于高管股权激励而言，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佳。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不仅是企业隐形福利的重要补充，而且具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现实好处，以一个更高的视角审视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才是企业积极实行股权激励的根本动力。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于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具备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为评估“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有效的证据佐证，同时提供了关于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