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默契仲裁(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作为国外仲裁界权威学者提出的用以形容ICSID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合意呈现出的新形态的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到,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表述。在这种模式下,仲裁合意的表达与传统商事仲裁有了很大的区别,投资者可以依据投资争议所在地的东道国政府在不同法律渊源中作出的诉诸ICSID的“同意”即可无须协商地、单方面提起仲裁从而达成《华盛顿公约》第25条要求的“书面同意”。这一制度设计使得争议中的东道国很容易陷入不利地位,而ICSID仲裁庭在解释“同意”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条约解释方法论缺失更是引发了关于ICSID仲裁管辖权扩大问题的持久争议,本文意图通过理论、问题、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对ICSID无默契仲裁及其呈现出的问题作出评述。本文由导言与正文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有关ICSID无默契仲裁的理论渊源。无默契仲裁并非不需要仲裁合意,其总是伴随着“要约-承诺”模型而出现,这体现了ICSID私法与公法混合的制度设计,“无合同仲裁”与“强制性仲裁”的表述均不能契合“要约-承诺”的内在逻辑。ICSID早在创立之初就对无默契仲裁作出了预留,直至投资条约的大规模发展,晚近体现有“无默契”特点的仲裁案例开始逐渐显现。第二章介绍了在ICSID体系中,一国表达同意ICSID仲裁的不同法律渊源以及“同意”的不同措辞产生的后果,并结合ICSID历史经典案例的裁决对各个法律渊源中体现出“无默契”特点的“同意”进行总结。主要内容是“全面同意”的合意条款给予了ICSID无默契仲裁肆意增长的空间,而“有限同意”的表达则缩限了这一范围,“逐案同意”的表达则无法产生无默契仲裁。上述对“同意”的评析为后文切入ICSID仲裁庭扩大适用“同意”作出了铺垫。第三章立足于ICSID历史裁决对其无默契仲裁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了一国是如何在BIT中限制ICSID无默契仲裁而实践中ICSID又是如何通过扩大适用“同意”突破这种限制的,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仲裁庭扩大解释”同意“的范围以及通过保护伞条款规避岔路口条款从而使得投资者重复获得救济利益。ICSID保护投资的价值取向、投资仲裁产业化问题、条约解释方法论缺失均是ICSID扩大管辖权的主要原因,对上述原因的剖析为后文提出我国的应对之道打下了基础。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我国当前BIT中的“全面同意”化趋势,并分析了我国卷入ICSID无默契仲裁的机遇与挑战。机遇在于身份转变中的我国可能是无默契仲裁的受益者,而挑战则是“全面同意”的合意条款与ICSID扩大解释“同意”的现象均会使我国作为东道国时十分被动。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应理性对待ICSID无默契仲裁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区分对待不同国家签订不同的BIT以及完善作为争议当事人的条约解释权使得我国在面对ICSID无默契仲裁时立于不败。本文旨在通过分析ICSID无默契仲裁的理论基础和仲裁实践中呈现的管辖权扩大问题进行分析与提出应对之策,为我国以后无论是作为资本输出国还是资本输入国参与到国际投资仲裁中提供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