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犯罪是一种新型的跨国犯罪,由于洗钱及其上游犯罪活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国际社会和各国逐渐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对洗钱活动予以犯罪化,并给予严厉的刑事打击。当前,我国对于洗钱罪的立法规定尚处于摸索阶段,既受到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的影响,又受到我国现阶段的犯罪态势、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的制约。我国于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规定的“掩饰、隐瞒毒赃性质和来源罪”是我国对于洗钱犯罪最早的刑法规制,1997年新刑法在191条正式明确规定了洗钱罪,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和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又进一步拓宽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给予补充、完善。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洗钱的交流与合作,我国政府先后签署并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6年出台并于2007年1月1日生效的《反洗钱法》更是标志着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初步完善。但是洗钱罪毕竟是新生事物,不仅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立法上也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论文立足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规定,借鉴国际社会及外国的相关立法例,对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洗钱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有关争议问题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除引言与结语外,本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洗钱罪的客体进行了探讨。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首要条件,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标准。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并指出本文的讨论对象是犯罪客体的直接客体,为探讨洗钱罪的客体奠定了基础。其次,对当前刑法学界关于洗钱罪客体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归纳出“简单客体说”、“不确定客体说”、“复杂客体说”三种学说,并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论一一予以评析。最后,本文提出洗钱罪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正常活动,金融管理秩序是洗钱罪的次要客体的观点,并指出现行刑法将洗钱罪归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并不妥当,应考虑将洗钱犯罪归属于妨害司法罪之中。第二部分“洗钱罪的客观方面问题研究”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就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该继续适度扩张以回应国内不断增长的洗钱犯罪和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观点,同时强调了界定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刑法191条规定的上游犯罪是类罪而非具体个罪;不能产生非法所得的犯罪不能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上游犯罪是形式犯而不是实质犯。第二,关于洗钱罪的犯罪行为问题研究。首先列举了国际社会关于洗钱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为探讨我国的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树立了参照物;介绍了洗钱罪的一般模式;指出了刑法191条规定的“掩饰”与“隐瞒”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五种行为具体行为方式的内涵一一进行了阐释;提出我国刑法应该将“获取、持有、使用”包含在洗钱罪的具体行为方式之中以完善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第三,关于洗钱罪可否成立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的问题。笔者认为,洗钱罪能否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其关键在于特定主体是否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根据我国《反洗钱罪》的规定,金融机构等特定机构和个人负有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纪录保存、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负有特定义务的特定主体如果当为且能为而不为,则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的洗钱罪。第三部分“洗钱罪的主体问题研究”主要就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人”能否成立本罪的犯罪主体作了探究。《联合国禁毒公约》对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人”这一问题没有作明确规定,而国外立法例对此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相反的态度;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从刑法191条“明知”、“协助”、“提供”等用语来看,可以推断出洗钱罪的主体不可能是“上游犯罪入”;从刑法理论的角度来看,上游犯罪人掩饰、隐瞒其非法所得是其“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属于“不可罚之事后行为”,具有“阻却责任”的性质,因此洗钱罪的主体不应该包括“上游犯罪人”。第四部分“洗钱罪的主观方面问题研究”主要阐述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国外的相关规定。国际公约和各国对洗钱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差异很大,主要是规定了故意犯罪,但也有个别立法例将过失纳入洗钱罪的犯罪构成。第二,关于“明知”的理解。笔者认为,“明知”的内容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经手的财物可能是特定七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明知”的程度上既包括确定的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在“明知”的司法判断的标准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行为人自身内在的认识能力,又要考虑案件发生时的具体的情况。第三,关于洗钱罪的罪过形式问题。笔者认为,刑法191条“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并不是对洗钱罪目的的规定,洗钱罪并非目的犯。本罪的罪过形式不但包含直接故意,而且也应包含间接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