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基础是“大国一致原则”，即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表决程序中享有否决权。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联合国宪章》本希望大国能把战时的合作气氛继续下去，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在冷战岁月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常常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而滥用否决权，造成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不能正常运作，甚至是瘫痪。毕竟联合国是由有着各自利益需求的主权国家组成，而建立在如此组织基础上的安理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仍是大国推行外交政策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工具。由于“大国一致原则”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么否决权的行使也只得在国家个别利益与国际社会普遍利益中去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其在安理会的独特表现，和使用否决权的与众不同。通过分析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23次否决权使用记录，可以看到中国的否决权行使虽然仍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为了使相关问题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公正、合理、有效的解决，中国总是努力把自己的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以实践“中国既然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就要按原则办事”的诺言，这种严肃与慎重的态度与一些大国置自身义务于不顾，肆意挥舞否决权大棒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一个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形象。中国的否决权使用有着光明磊落，有理有节，该坚决时就坚决、要灵活时就灵活的特点。中国的23次否决权使用不仅保障了国家周边安全、维护了国家主权，还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公正，以及在替第三世界主持公道、主张合理要求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拥有否决权有着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然性。中国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肩负起特殊责任，是由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巨大的民族贡献，以及民族牺牲而换来的国际承认；作为创始国，中国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筹建的全过程。今天，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也必然需要否决权为自己对外战略中逐渐增多的责任需求和保障需求服务。中国需要用否决权继续替第三世界国家在安理会说话，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助一臂之力；用否决权为国家的统一与现代化服务，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联合国迄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路程，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大趋势下，联合国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都面临着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考验。对否决权进行必要的改革已提到安理会议事日程上来，各国都希望改革能朝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现实中正在崛起的大国，要参与到联合国改革的进程中去，认真研究各种有关否决权改革的趋势，权衡各种改革方案，适时地提出对联合国自身发展，以及对己都有利的改革建议与方案，为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