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王祯的《农器图谱》图谱诗并茂,包罗农器近三百种,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我国农学史、技术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王祯生于蒙元时东平路泰安州,青年任泰安州学教授,中年南北游仕,晚年先后任江浙行省宁国路旌德县、信州路永丰县县尹,于任上完成《农器图谱》。就《农器图谱》现代校注本之前的诸版本,四库全书本在文字上最优,因其在案语中保留了辑出本的原始信息;明嘉靖本在插图上最优,因为根据《农器图谱》与南宋楼璹《耕织图》的渊源关系判断,明嘉靖本更忠实于王祯的原本。　　 宋元时,对器物描绘的图学实践、理论均已成熟,风俗画、插图版刻的繁兴以及“谱诗式”农书体例的出现。这些为《农器图谱》奠定了基础。《农器图谱》突出了南北农器的对比,着力描绘农器的“一器多制”与“一器多用”,并载有多项农器新技术。由于技术传播的地域局限,一些王祯称之的“新”技术已经在他处发明许久,如砘车。一些所谓复原失传的农器,在当时未必失传,比如水排。一些新制农器,因为操作不便和成本较高的缘故,后世罕有流传,如高转筒车。　　 《农器图谱》影响了后世诸多农书、类书,在辗转传播的过程中,文本描绘的技术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基于对《农器图谱》描绘的卧轮磨、筒车、油榨与实践技术知识的对比,可知该其在技术传播中缺失了必要的技术细节,无法构成技术传播的必要条件。古代的技术传播,尽管有时会用到文本,但文本知识并不是技术传播的充分条件。传统技术的传播,仍有赖于家族、师承式的言传身授及实践者的反复揣摩、实践。实践知识中的经验、技巧属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所言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是文本无法表述的。文本知识对实践具有激发作用,但这与实践者的隐性知识密切相关。这说明了文本知识在技术传播中的先天缺陷。　　 因此,在我国古代农器技术传播中,《农器图谱》主要影响了后世的文本,但对实践者的影响很有限。